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探析——韦伯新教伦理研究的时代解读

   而独立主体精神及其平等互惠意识，却是市场经济形成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以独立人格及其现实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前提，在社会伦理领域，就以自我意识觉醒、对自我利益自觉追求的价值认肯为前提，舍此，市场经济就子虚乌有。马克思当年曾揭示:人总是从自我出发的。然而，从自我出发，并不意味绝对的反社会，亦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能形成一种良序状态。自利与利人，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或者是二者水火不相容，或者是通过互利实现自利(不损人本身由于已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他人利益的尊重，故，亦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弱意义上的互惠)。在平等交换的互惠基础之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自利利人之社会伦理秩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与(情操论》中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且这成为理解所谓“斯密悖论”的关键之处。[’]
    罗尔斯在研究现代社会政治正义时，曾提出了无知之幕概念，并通过无知之幕下的代表设置达成理性共识，这就是正义的两原则。不过，在罗尔斯心目中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充当这种代表的，罗尔斯对原初状态下的公民有其内在规定:这就是善的能力与正义感能力。(罗尔斯《正义论》)作为现代性社会成员，要有如康德所说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既是对自身权利的自觉意识与维护，亦是对他人权利的自觉意识与尊重，如此，方可形成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在这里，罗尔斯就事实上提出了现代性社会的社会成员人格规定性问题。虽然罗尔斯是在政治正义立场谈论这个问题，然而，罗尔斯的这个设定中事实上就隐含着对市场经济的原则认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形态，应当以其特有的社会价值原则与社会伦理精神为前提。罗尔斯的这个认识与韦伯的认识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权利与义务、自利与利人，通过互惠及其所表达的更为深层的交互主体性关系，实现现实统一，并构成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质。作为现代性社会经济生活维度的市场经济，自然亦内在地包含着这种社会文化及其伦理精神。
    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利益，并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对待别人的利益，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共理性精神;尊重每一个利益主体的主体性地位，以互惠合法的方法获利，这或许正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急需的社会文化价值精神中的核心内容。
　　　　　　　　　　　　四
    韦伯新教伦理研究中揭示的理性精神，总是有其现实物质承负者，且正是这些物质承负者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现实主体，换言之，正是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及其伦理精神，濡养塑造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
    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初，仅就经济活动的角度而言，这种主体主要是新型的企业家与新型的工人劳动者。所谓新型的，就在于他们拥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与人格特质。正如常识告诉我们并为我们从生活中所熟知的那样，任何敢于以一种全新的理念从事经济活动的创新，在一开始都会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韦伯亦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革新者。……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只是因为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才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不可缺少的信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必须承担的无比繁重的工作。”这样一些品质与那些适应传统社会的伦理品质‘·有着天壤之别”〔’」。虽然从表象上看这种精神性的变化在万花筒般社会生活中并非一枝独秀，甚至还会遭受冷遇白眼、讥讽、打击，但对于推动社会由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将新型精神气质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却起了极为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依据韦伯的考察，“推动这一变化的人通常并不是那些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也不是那些我们在经济发展史中的各个阶段都能遇到的经济冒险家，更不是那些大金融家。恰恰相反，他们是那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至于工人劳动者，“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印象的人一样”川。能够作为新型的工人劳动者把劳动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他们有“高度的责任心”，“集中精神”、“忠于职守”，有“艰苦劳动”、“积极进取”精神，他们善于学习，勇于接受挑战，具有“自制力”、“节俭心”等等。

虽然这些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的觉醒“被归功于新教”，但这些精神本身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表达”，另一方面，又使资本主义企业“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极取到它最合适的动力”川。这就是说，并不是任何一种劳动力都能充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人劳动者。能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人劳动者，本身也应当具备起码的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的精神气质与人格特征。正是企业家与工人劳动者的这种根本不同于既往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气质，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出自于主体自身精神气质人格类型的合理说明。
    “职业精神”是韦伯关于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兴起影响分析中所要着重揭示的内容之一，而包含在韦伯所揭示的职业精神中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及其伦理精神、人格气质—诸如劳动天职、忠于职守、追求效率、守信守法、积极进取、自制节俭、精明勤奋，等等—其实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信息:一个性质类型完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诞生的社会精神条件。与其说韦伯在这里是在揭示新型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职业劳动精神，毋宁说是在揭示只有具有如此气质精神的人才能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与全新的社会生活世界。
    市场经济及其秩序总是建立在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伦理文化价值精神基础之上，韦伯通过自己的工作所揭集的这一道理已越来越为人们认肯与重视。福山所说道德是一种社会资本[6]，制度经济学派对于制度供给的强调，均印证了这一点。
    在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物质装备，然而，我们更需要的似乎是勤奋进取、平等互利、诚信守法的个体理性精神，是公平正义、公正法制、信用高效、规范有序的公共理性精神，一言以蔽之，是现代性社会伦理价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