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三大理论的局限性

摘要: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流派，从而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多元化。但是，由于中国具体的经济实践和制度环境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大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离开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性，经济学的存在就是值得怀疑甚至是完全应当被否定的。因此，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解释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研究经济问题并对经济问题提出对策以对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学应当能够解释中国的实际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适当的估计并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提供一些预备的、可行的对策。  
　　但是，中国经济史证明，1950—1978年中国经济的效率损失就是照搬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将其以教条主义的方式进行应用的结果。1979年至今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以环境污染、失业和社会矛盾突出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表明市场经济的效率损失也是相当严重的，而其根源正是照搬西方经济学教条的结果。因此，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最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实践表明，经济学理论需要中国化。其原因在于：  
　　1.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以美国模式为范本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背景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其制度背景与中国相比存在着严格的差异性：（1）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差异导致了经济体系内部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因素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则会导致经济理论应用上无法直接移植或照搬。（2）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制度和市场化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并且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全的市场秩序，其主要表现在健全的法制和信用制度上；而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市场秩序则相对不够完备甚至还处于混沌的市场经济状态，法律制度和信用制度都具有相当的幼稚性和脆弱性。（3）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以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并且这些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而在经济上是危险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模式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思想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创新的强大保障。但是，资本主义自由（实际上就是“资本自由”）造成了无节制的分配方式创新（资本主义者的贪婪性导致其对财富的永不满足的欲望是资本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源）、金融创新（为榨取超额利润而形成的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正是资本主义世界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之罪魁祸首）和负面性的生活方式创新（如以游戏生活为代表的网络生活方式创新、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及一切以满足人的动物本能为目的的堕落性和腐化性的生活方式等）。然而，在社会主义的集权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主要表现为权力经济和官僚经济等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使国民经济乃至人本身缺乏创造性，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4）资本主义国家个人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理解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个人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的反应和适应性是极不相同的。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并以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理解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与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并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理解的经济现象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时可能是完全对立的。并且，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差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源于不同文化和民族特性的对经济的理解和对市场的理解是不同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和市场行为在中国与在诸如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迥然不同的。仅仅从市场的投机性和欺诈性方面看，中国市场经济的投机性和欺诈性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严重。（5）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与中国是极不相同的，政府的干预是在民主监督的条件下进行的，腐败问题能够在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条件下受到比较有效的制约；而中国的集权政治会使市场对正义和民生的腐蚀作用更加强烈，且中国的政府体系和企业体系都极容易导致严重的腐败泛滥。  
　　2.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定背景下形成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不在于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现存的答案。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只能用于分析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和私有制问题，但无法完全照搬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