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纳粹运动中的歌德勒团体及其对德国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构想

一、前言
　　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史上是一个令德国人民也相当陌生的政治运动。而纳粹　党之所以能由崛起、改组到取得政权仅仅耗时十二年，除了希特勒的个人魅力、领导风　格与策略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之外，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也给予了希特勒及他所领导的　纳粹主义运动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是在战败以及国际压力之下结束了霍恩索伦王朝，进入了一个　德国人民普遍并不熟悉的议会民主体制，而主政者还是帝国时代备受统治阶层及市民阶　级质疑其对国家忠诚度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于战后接受了令　德国人民感到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再加上威玛政府成立之初便爆发了左派革命，使威玛　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获得人心，更严重的是不信任，使得战后出现的“匕首偷袭神话”　(注：所谓“匕首偷袭神话”指的是大战期间，德国后方的反战份子，特别是社会主义　者，包括社会民主党，透过革命的活动，使德国在战场上原本战无不克的前线军人遭到　了由背后而来的致命打击，因而造成了德军的瓦解，也成了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这个　广为流传的“匕首偷袭神话”还与颇受德国人民景仰的兴登堡元帅有关。参阅拙著＜威　玛共和时代外交政策的回顾与检讨＞，《西洋史集刊》第二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　学系，1990年，页88。)(Dolchstoblegende or stab-in-the-back legend)，能在民 间 广为流传。
　　虽然“匕首偷袭神话”的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而由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也是在政府派　军镇压之下于半年后结束，但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威玛政府仍被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视为　“革命之子”，只是政治上的过渡而始终无法认同。更不幸的是，甫由社会民主党分裂　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因为受到系出同源的社民党政府以军队镇压其革命并在逮捕及运送的　路途中使共党领袖李布克列希特(Karl Liebknecht)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nburg)遭　到右派军人的杀害，使得共产党始终视社民党为首号敌人，称其为社会主义法西斯，在　威玛共和时代从未改变其对社民党政府的强烈攻击。
　　这样一个备受国际压力及凡尔赛条约束缚的新政府，在国内又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再加上战后德国人民普遍饱受困境之苦，特别是来自战费赔偿的压力，使右派政党　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攻击威玛政府。而1918/1919年爆发的左派革命更加强了德国人民对　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威玛共和国时代始终笼罩在危机来自左派(die Gefahr von links)　的阴影之下，因而给予右派政党，特别是极右派政党，更多的挥洒空间。
　　在那样一个令德国人民普遍陷于彷徨与不满的年代，纳粹党对威玛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都提出了最大胆且直接的批判，甚至将威玛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贬为屈辱的条约履行者，　根本就是“十一月罪犯”，(注：威玛政府成立于1918年11月，“11月罪犯”正是指11　月成立的威玛政府及其高层官员。)威玛政府的体制则被批评为“被犹太人把持的民主　体制”，[1](P99，472)这些富煽动性的言论都颇能煽起德国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激情。　希特勒不仅敢于在那个时代大胆地批评威玛政府及其领导人，将自己美化成忧国忧民的　爱国者，还能掌握住群众在面临那样的时代，内心所积压的怨怼、反感、苦闷与恐惧，　然后用最能打中人心的语言来道出群众的心声，使他在群众心中成了一个为拯救民族之　魂而奋斗的英雄。
　　希特勒在大胆批判威玛政府之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以及正面的理想，如创造一个新　的，而且是深层的全民团体(Volksgemeinschaft)，不仅要结束令德国人民厌恶的党派　之争，同时要铲除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以便在全民团体中整合全民的意愿，并化解不　同利益之间的争执，使德意志民族能在全民意志之下重新站起来。[2](P39)
　　希特勒这套新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确实能吸引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也颇　能安抚战后德国人民的焦虑不安与对威玛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事实上，德国人民在经历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痛苦与匮乏之余，更面临了精神上与价值观上的不安与混淆　，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过去的传统与宗教力量以及旧有的价值观都在新的时代中逐步瓦　解，因此纳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对德国人民而言，反被视为是一股抵制世俗化的力量，　以维护属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纳粹主义运动也揭橥了一些对当时处境下之德国人民颇具吸引力的理念，　如回归德意志民族优良的传统、铲除一切伤风败俗的恶习、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德　国人民与其它民族应居于平等的地位、凡尔赛条约必须被废止、德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　防军、抵制共产主义、加强民族主义、建立健全的中产阶级、重视农业与农民等等。由　于这些理念仅止于口号，内容与做法并不明确，使得每一个阶层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股　令德国人民颇为陌生的运动中去编织自己的憧憬，也对纳粹运动赋予高度的期许。因此　，当纳粹党于1933年经由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之后，广大的德国人民也都愿意调整自己　以配合新政府的政策，给这个自认为负有任务的新政权一个机会。
　　属中上阶层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战败德国所面临的屈辱本来就完全无法接受，更　加缅怀帝国时代德国统一后所展现出来的光辉，因此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光荣成为多数民　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共同的愿望。因此，纳粹党在执政之后能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有所成　就，也使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度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在这股新运动及这个新政权上，并　积极参与新政府的工作，更希望将纳粹政府带往他们自己所期望的方向。
　　然而，纳粹政府于克服了危机之后，已越来越显示出这个政府的野心，在外交上　不顾国际规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最后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体的命　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计划，都使部份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对纳粹政府的憧憬　破灭，在逐步认清了纳粹党的本质之后，决定起而反抗。
　　事实上，在第三帝国时代，基于对纳粹政权破坏宪法及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干　预教会、迫害犹太人、迫害思想异己者、迫使全国之政治机构及一切的政治及社会　组织，包括学术及活动都得与纳粹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一体化等等都引起了社会各阶　层有识之士的反对或起而反抗，因此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不少反抗人士及小团体，甚至　在军中及文官体系内也不例外，只是在那样一个被政府由上而下全盘控制的政治环境中　，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空间是极为有限的，甚至稍有不慎就成了极权统治之下的牺牲　品。
　　此外，能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并有勇气起而反抗者毕竟是少数，且反对者或反抗者的　动机往往不同，有些是基于人道主义或宗教因素而反抗，有些是无法接受纳粹政权的一　体化极权统治，有些则基于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而反抗，更有些人是忧心整个民族的命　运而以谋杀希特勒及铲除纳粹政权为终极目标。因此意识到必须采取反抗行动者原本就　是社会中的少数，再加上目标的不同，不仅削弱了反抗者的力量，且带来了惨痛的牺牲　。
　　在诸多性质不同的反纳粹团体中，本文将探讨以歌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　为首的反抗团体，探讨这个基本上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组成的团体，了解其形成的背　景、参与人士各自的经历、这个团体成员在反纳粹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后希特勒　时代所构思的治国蓝图。
　　　　　　二、歌德勒团体及其成员的特性
　　在各类反纳粹团体中，歌德勒团体(Die Goerdeler-Gruppe)与克莱稍团体(注：克莱稍　团体(Der Kreisauer Kreis)最大的特色是其成员有些是贵族或土地贵族(Junker)、有　些是工会代表、有些是基督徒或基督教神职、有些又是天主教徒或天主教神职，甚至是　威玛共和时代天主教中心党的政治人物、有些又是社民党的领导人物，且多数参与者都　具有博士学位，参与过威玛时代的青年运动，往后又各自在政府不同的单位担任主管以　上的职位，包括军中要职，可以说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与影响力。在威玛　共和时代，这些彼此属性不同的人士，不仅理念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第三帝国　时代却能聚在一起，共商反纳粹大计，更重要的是凝聚不同属性人士的理念，为后希特　勒时代拟出德国的治国蓝图。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是普鲁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毛奇将军　之侄孙毛奇伯爵(Graf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至于克莱稍团体这个名称则是因　参与的人士经常聚会于毛奇伯爵在西里西亚克来稍(Kreisau)的庄园，后来被纳粹党的　特务机构盖士太保(Gestapo)破获后所赋予。)(Der KreisauerKreis)有较多的相似性，　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差异。相似之处是，两个团体都是由一些德国的菁英所组成，除了都　积极参与军方的反抗阵营以铲除纳粹政权为目标之外，双方都各自努力于为后希特勒时　代的德国拟订出新的治国蓝图。不同之处则是，歌德勒团体的成员相对于克莱稍团体是　属于年长的一辈，他们的青年时代是成长于帝国时期，对霍恩索伦王朝有着高度的怀念　，且一直是威玛共和体制的反对者，思想上仍承袭帝国时代的观念，属民族主义保守派　人士。基于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他们都曾是纳　粹党获取政权的支持者，只是在窥透了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目的后，他们才逐渐成　为纳粹政权的积极反对者，并与以曾任参谋总长的贝克将军(Generaloberst LudwigBeck)为首的军中反抗团体密切合作。(注：克莱稍团体因深知自己没有推翻纳粹政权的　力量，因此也寄望军方并积极与军方反抗阵营合作。)
　　(一)歌德勒成为反纳粹政权核心人物的心路历程
　　歌德勒团体的灵魂人物顾名思义当然是歌德勒(Carl Friedch Goerdeler)本人。1884　年出生于西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市，深受古老普鲁士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一位霍恩索伦王　朝忠诚的拥护者。1919年由前线回到德国时，霍恩索伦王朝已经瓦解，使他一度犹豫，　自己是否还应该投入公职生涯来服务与自己理念相去甚远的威玛共和国。[3](P25)不过　他终究还是担任了公职，由科尼斯堡市(Koenigsberg)的副市长(zweiterBuergermeister)到莱比锡市(Leipzig)的市长，斐然的政绩使他成为威玛时代颇富盛名　的地方行政首长。此外，他也担任过德国地方联盟的副主席(StellvertretenderVorsitzender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deutscher Gemeinde-undKommunalverbaende)，这个职务使法学出身的歌德勒学习到了许多与企业界相关的经验　。
　　由于威玛共和国在行政体制上倾向于中央集权，歌德勒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坚决反对　者，他主张强化包括财政领域在内的地方权限。1931年底，正逢危机严重的年代，　歌德勒被总理布鲁宁(Heinrich Bruening)任命为物价监控委员会主委(Reichskommissar fuer die Preisueberwachung)，也非常支持布鲁宁以紧缩银根的政　策来因应当时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歌德勒在经济政策上是主张以撙节开支来挽救经济　危机的困境，反对如凯恩斯的理论，以扩大政府举债来增加工作机会以解决群体失业的　问题。他这种对政府财政必须维持平衡的执着也是他后来与纳粹政权分手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歌德勒虽对纳粹政权的一些主张并不以为然，也拒绝加　入纳粹党，但是他仍认为纳粹运动中有好的一面，特别希望在纳粹党的领导下能克服德　国严重的与经济危机。[4](P191)因此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担任莱比锡市长的　歌德勒尚与纳粹党的地方党部维持良好的关系。希特勒则非常欣赏这位干练的地方行政　首长，因此于1934年再度任命歌德勒为物价督导委员会主委，甚至将自己的座机供歌德　勒使用，并邀请歌德勒参与一些城市行政法的修订。歌德勒则希望在自己的参与下使德　国的能朝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写过不少备忘录给希特勒，希望能发挥影响力。[5](　P384)然而，歌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张如法治国家、自由经济及地方自治都无法为纳粹政　府所接纳。尤其是纳粹政权在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与群体失业后，已展开积极建军，在　经济政策上与歌德勒的撙节开支、平衡财政等构想完全背道而驰。歌德勒的建议因此也　被希特勒批评为“完全不适用”(voellig unbrauchbar)。[6](P124—125)而纳粹政权　实施计划经济、企图扩大政府信用的经济政策以及朝向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都与坚持主　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互不兼容，使歌德勒自1937年起越来越成为新政权的批评者。
　　在此之前，歌德勒又因为地方行政而与纳粹地方党部多所摩擦，譬如在1936年初，纳　粹地方党部因为家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ohn)是犹太人而要求拆除建立在莱比锡　布商大厦厅前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因而与纳粹党部发生冲突，身为市长的　歌德勒拒绝了纳粹地方党部这种无理的要求。然而，纳粹党部仍趁歌德勒于11月赴北欧　访问的机会，拆除了争议已久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回国后立刻以辞职来要求纳　粹党部恢复铜像，当纳粹党部拒绝了市长的要求时，歌德勒也于于1937年辞去了市长之　职。当然，歌德勒的辞职除了因个人对纳粹党这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不以为然外，也因　为他一向主张地方自治，不能接受纳粹党如此地介入地方行政，使市长及市政府成了唯　党意是从的机构。歌德勒的辞职使他在全德声名大噪，赞扬他能坚决而且勇敢地向纳粹　党侮辱文化的行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7](P190)
　　离开了公职之后，歌德勒曾考虑接受克鲁伯重工(Schwerindustrie Krupp-AG)于1935　年秋邀他进入该企业董事会的聘请。然而，在发生了与莱比锡纳粹党部的公开冲突之后　，克鲁伯企业的董事长已不得不就这项人事任命案先请示希特勒，而希特勒则表示，在　重的领域里，他不愿见到经济观点如歌德勒这样的人。克鲁伯重工因而未履行对歌　德勒的承诺。
　　由于歌德勒离开了公职之后，希望转入界，因此除了与克鲁伯重工联系之外　，也与过去往来甚密的薄须(Firma Bosch)有所联系。薄须企业的董事长罗伯薄须(　Robert Bosch)不仅本人是反纳粹主义者，而且在他周围还组成了一个反纳粹团体，暗　中协助受迫害的犹太人、属信条教会(注：信条教会(Bekenntniskirche)成立于1934年5　月30日，其成立的背景即为反对纳粹政权运用力及受其支持的“德国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来对基督教会的组织与信仰进行干预。有关信条教会的主张与坚　持请参阅拙著，＜第三帝国时代两大基督教会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冲突＞，《西洋史集刊》　第七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系，1997年，页132-140页。)的神学学生以及支持反纳　粹刊物的发行。[3](P158)1937年更聘请了歌德勒为该企业的顾问及该企业在柏林与官　方交涉的代表。歌德勒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不仅方便了往后的活动，而且还得到罗伯薄　须本人私下的财力支持，以协助他进行国内外考察，藉以与国内外有力人士接触，成为　歌德勒往后进行反抗运动最好的掩护。
　　1937年起，歌德勒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及美国，一方面为　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了解国外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机会与国外的政治及经　济领导人接触，并传递一项讯息至国外，即德国除了希特勒及他的追随者之外，还有“　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严肃地向他们报告纳粹德国的威胁性及可能造成的危险，只是　他的见解在当时尚未引起回响，外国对希特勒的政策如解决失业问题等还颇为赞赏。19　37年11月时任英国枢密院主席的哈里法克斯(Lord Halifax)访德并与希特勒会谈时还表　示，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在重建德国所做的贡献完全承认，也满意希特勒阻止了共产主义　侵入德国，进而使共产主义透过德国向西欧渗透受阻。[8](P53-55)
　　1938年歌德勒又接受了英国的邀请，作过多场演讲，之后并访问过法国、瑞士、意大　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1939年再度造访英国及近东与北非国家。
　　由于歌德勒认为，德国的经济问题应该以建立大经济空间来解决，因此与德国经济关　系密切的国家合作是必要的。[6](P126)基于这种以德国经济为主的考量，也成为这位　往日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坚决反战的因素之一。
　　在每次出国考察回国之后，歌德勒都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并将这些报导寄给军、政　、及财经界重要的人物如四年计划主持人戈林(Hermann Goering)、央行总裁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克鲁伯及薄须两企业之董事长及与他有联系的军方将领，如参谋　总长贝克上将(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Chef des Generalstabs des Heeres)、　陆军总司令傅立奇上将(Generaloberst 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Chef der Heer　-esleitung)、参谋总部军需官哈德尔中将(Generalleutnant Franz Halder，Oberquartiermeister I)及国防经济与军备署长汤玛斯将军(General Georg Thomas，Chef des Wehrwitrschafts-und Ruestungsamts)。
　　由于歌德勒对国际情势的了解以及所做的详尽报导，不仅促成了歌德勒团体的形成，　同时对军中于1938年形成反战阵营(注：有关1938年军中反战阵营的形成背景与政变计　划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西洋史集刊》第五期，　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页66-89页。)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故在此对歌　德勒的报导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1937年在比利时，歌德勒不仅见到了比国政经领导人，也获得总理樊席兰(vanZeeland)及比王的接见。樊席兰总理及比王都充分表现出愿意与德国谅解，政经领导人　更愿意与德国工业界合作。前殖民部长李频(Maurice Lippen)甚至提出了一项未来德国　参与经营刚果(Kongo)资源的计划，由比德两国共同组成混合的殖民会社(gemischteBelgisch-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en)，并邀请北欧诸国及荷兰参与，形成一　个欧洲—海外大经济空间。(注：参阅Gerhard Ritter,Carl Goedeler und die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p.161；此外，时任央行总裁的夏赫特在其回忆录中也　提及这一点，参阅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　),p.479.)不过比国对这些计划的进行还有所保留，原因是德国当前的政策颇引起比国　的疑虑及反感，且问题不在德国的反犹太主义，而是对教会的政策。[3](P161)
　　在英国的访问过程中，歌德勒所接触的人士包括界、界及各党政领导人，如　英国银行总裁罗曼(Montagu Norman)、工业巨子杨格(A.P.Young)、外相依登(Anthony　 Eden)、次长樊西达(Sir Robert Vansittart)、外交部参事艾希顿-格瓦金(Frank　 Ashton-Gwatkin)等，得到的整体印象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也不　愿意对任何一个强权毫无防御地让步，并指出英国已积极建军。至于对德国，歌德勒的　看法是，英国上层社会多半持友好的态度，反到是对法国的政策及内政的不安有所批评　。另一方面，英方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特别是对教会的迫害相当反感。至于对凡尔赛条　约，英方已不再坚持，德方的愿望只要是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英方是可以让步的。不　过歌德勒也警告，像英国这样的世界性帝国，政策的决定必然较缓慢，需要相当的时间　，而且要与英国取得谅解也不是仅由德国单方可以决定。英国基于的考量，为了不　危及大英帝国的整体，也不能忍受英德关系长期陷入不确定性。[3](P162)
　　至于法国，歌德勒认为，法国也有意愿与德国谅解，但是对德国一直持拒绝的态度相　当失望。法方对德国军队介入西班牙法西斯阵营的冒险行动很敏感，对意大利军事能力　则相当不屑，并认为意大利并不是德国可以信赖的朋友。基于这样的了解，歌德勒认为　，德国如果要与法国取得谅解便应该尽快解除在西班牙的行动。甚至警告，不要太确信　法国内政的纷扰一定会为法国带来危机，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并不相同，法　国共产党已明显地出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当前法国的善意也可能有一天转变成新的　敌意。[3](P163-164)
　　类似的报导也出现在访问北美国家之后。在加拿大，歌德勒会晤了总理金恩(Mackenzie King)并认为，德国的经济应该可以与天然资源丰沛的加拿大密切合作。一　个像加拿大这样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她的外贸长远观之不可能局限在与英国签订的渥　太华协议(Ottawa-Agreement)范围之内。应该还是会加强寻找欧陆市场，而德国的经济　特别适合与该国成为长久的贸易伙伴，并使加拿大与英国的紧密关系松弛。然而，德国　当前的政策却有助于降低大英帝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并使全世界反对德国。加拿大就对　德国迫害犹太人及压抑教会的政策相当反感。不过，加拿大对于德国修改凡尔赛条约的　愿望仍然有相当的谅解，只是必须以和平的手段达成。[3](P164)
　　在美国的考察，歌德勒会见了更多重要的人物，包括财经巨子杨格(Owen Young)、前　总统塔夫特之子，参议员塔夫特(Senator Robert Taft)，国务次卿贺尔(Cordell Hull　)、国防部长史蒂文生(Henry Stimson)、财政部长摩根叟(Henry Morgenthau)、农业部　长瓦勒斯(Henry Wallace)、前总统胡佛及许多新闻界及工业界人士，也做了更详尽的　报导。报导中指出，美国将很快地克服经济上的困境，而美国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及经　济上自外于世界贸易的政策也将结束。由于美国的经济如不加入自由市场将不可能再度　蓬勃，且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也都将迫使美国加强在世界政治上的活动。虽然美国还处于　中立的地位，但是美国政府自1937年秋季起，已开始朝前述方向进展，这也可能使美国　加速建军。虽然美国对德国国内的缺乏法治与安全以及对犹太人及基督徒的迫害相当不　满，但是也并无普遍的反德情绪。不过德国如果不能有具体的善意表现，美国是不可能　对德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给予支持的。相反地，美国会加强与英国的合作。
　　在与欧洲及美洲国家接触后，歌德勒所得到的整体结论是，如果德国的政策是希望取　得与美国的谅解，就只有透过解决欧洲的整体问题来达成，特别是能与英国达成和平协　议。如果德国真正愿意保证欧洲的和平，并使英美两国在东亚能展开战斗，因为两国在　东亚都有共同要保障的利益，则两国都会对德国有所补偿。凡有关殖民地问题、但泽走　廊、合并奥国及苏台德区都可以经由协商的途径达成。经济问题如通往自由市场的通道　可以解决，币值的困境也可以经由美元的贷款来解决。但是，如果爆发了战争冲突，特　别是为了捷克，则美国虽不致于派遣军队到欧洲，但是会给予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由此　观之，通往谅解之途现在还很畅通，但是时间已不多了。[3](P165-166)
　　歌德勒在出国访问后写下如此详尽的报导并分寄给各界重要的人物，目的是警告　德国不要陷入极为危险的孤立，并强调德国尚有机会与各国出谅解与和平的关系，　同时，只要德国有维护和平的诚意，许多外交政策目标都是可以经由和平的手段来达成　。
　　然而，当歌德勒1938年初与贝克及傅立奇两位高层将领晤谈之后，了解到，与外国进　行和平的谈判已根本不可能，因为希特勒已于前一年的11月5日召开过高层军政首　长会议，并于该会议中明确地告诉与会人士，他将很快地领导德国走上战争之途。诚如　希特勒所说：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太小，在特定重要的方面，尤其是食物及自给自足等　等都无法达成。因此，德国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大，而扩大之途必然是德国在欧洲邻近之　处，而非海外。又由于领土的扩张只能透过突破反抗来达成，因为欧洲没有地方是无人　居住的，因此攻击者必然要面对那些土地所有者，同时这样的意图也可能会遭到英法等　国的反抗。基于此，行动的时间必须选择英法等国因其它问题而无法阻止德国行动的时　机，如内政或外在的困难，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迟过1943或1945年，因为届时具有潜力的　敌人可能已注意到了德国的企图，也就会武装自己以抵抗德国。如果到了1943年已做好　了军事准备，则必须以最快的方式铲除奥国与捷克，以便能面对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法　国被严重的内政问题所瘫痪，德国便可以利用此机会袭击捷克。当然，届时其它国家，　特别是波兰、苏联及英国将如何反应还很难预测。不过希特勒很自信地认为，如果德国　不去攻击那些国家，他们是不会介入的。[9](P181-189)
　　希特勒甚至表明，如果他去世，这次会议的谈话内容将是他的政治遗嘱，可见希特勒　的意志已定，不可能如歌德勒所期望，与其它国家进行和平谅解的谈判。
　　歌德勒及该团体的成员虽属于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尚未脱离大德意志帝国的思想，　也无法忍受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不同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之处在于他们的民　族主义思想还是有限制的，他们所希望的是抚平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在凡尔赛条约中所　受到的伤害，并进一步重建、稳固及扩张德国在中欧的基础。目标则是修改凡尔赛条约　，要求合并同属日耳曼民族部份的前多瑙王国。[10](P239)除此之外，他们与希特勒最　大的不同是，他们已放弃了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标的想法。歌德勒认为，战争将带动一　种令人不希望见到的及社会变迁，或加速变迁的过程，而一场刻意发动的战争是不　可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歌德勒与参与该团体的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都确信，如果再打仗，德国不仅　将被迫接受比凡尔赛条约更严苛的和平条约，同时也可能再度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　经发生但是被阻止了的社会主义革命。[11](P98-99)
　　更令歌德勒反战的原因是，在他到国外考察期间已清楚看出，特别是英国已越来越倾　向于同意废除凡尔赛条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即使是归还德国过去的殖民地似乎也有可　能。在这样的印象下，他回到了德国，认为要修改凡尔赛条约已不再有无法克服的障碍　，只是需要耐心去谨慎进行。因此，当他于1938年了解到，希特勒虽然知道英国的立场　却仍然要以武力占领捷克，真是震惊万分。因为他深信，动用武力将造成德国与英法的　战争，而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此外，希特勒的政策将使合并苏台德、铲除波兰走　廊及解决殖民地问题都成为永远的不可能。[11](P100)
　　从这个时期起，歌德勒深信，希特勒将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特别是道德上的灾难　。基于这样的观点，歌德勒成了纳粹政权的坚决反对者，并积极透过他的人脉关系与各　方联系。在他的努力之下，不仅形成了歌德勒团体，甚至将除了共产党之外的反抗阵营　加以整合，使原本属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不同职业团体的反抗力量结合起来。他所触及的　范围包括军事高层领导、界领袖、退休的前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团体、　大学教授、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社会主义人士及工会领袖等等，毫无疑问地，歌德　勒已成为整个反抗运动的核心人物。
　　(二)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及其反纳粹政权的背景
　　前文已提及，歌德勒及其团体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属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他们都曾　对威玛共和时代的议会民主体制相当排斥，认为那种建立在政党林立上的体制不仅无助　于国家，甚至还必须为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负责。在他们的眼中，威玛共和根本就　只是凡尔赛和约及十一月革命之下不得已的产物。但是在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之前，他　们都曾对纳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抱持过高度的期许。他们曾期待，希特勒一旦取　得政权后将会排除纳粹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成份与思维，然后将纳粹主义运动带入正常的　轨道，并将国政交给领导菁英，使威玛共和时代至为凸显的政党私利及分离意识下　的个别或地方利益能回归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在纳粹党执政初期，多数后来加入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成员都曾积极任职于纳粹政　府。前文已提及的哈塞尔就是一个例子。哈塞尔是帝国时代积极主张扩建深水舰队之海　军元帅提尔皮兹(Alfred von Tirpitz)的女婿，本身则出身汉洛威之贵族家庭，也是一　位德国传统菁英的代表性人物，向往的是霍恩索伦王朝的帝国时代。完成了法学之　后，于1908年进入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担任过许多驻外使节工作。威玛时代他曾　出使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南斯拉夫，1932年起再度派往罗马。(注：哈塞尔于1911　年便开始了他的驻外使节生涯，在经过第一次国家及格后曾被派到青岛担任实　习法官，这项经验对他走上外交官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Zuerich/Freiburg 1946).)
　　当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与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哈塞尔对纳粹党抱持着几分　期许，也有相当的好感。然而，希特勒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使哈塞尔越来越不安，对纳　粹党高层领导人的粗俗也相当不屑。身为德国驻罗马大使却反对希特勒建立柏林—罗马　轴心，[12](P13)终于被希特勒于1938年进行大规模军政改组时解职。(注：有关希特勒　1938年进行大规模整肃与改组的背景与过程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　态度与行动＞，页65-67。)哈塞尔认为，与意大利的结盟或与英法爆发战争都将为德国　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他对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是既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
　　自离开公职之后，哈塞尔也和歌德勒一样转入了界，成为歌德勒团体的一员。利　用企业考察为掩护，在国内外进行反纳粹政权的活动。又由于他过去在国际外交界的声　望，常透过一些中介人士与所谓的“敌国”联系，同时也利用他个人的人脉关系与其它　反抗团体接触，特别是军方将领，也与克莱稍团体有所接触。与军方的接触，哈塞尔的　目标在于说服更多的将领参与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以推翻纳粹政权，对外则希望能争取　英美等国同意，与德国在政变之后签订合乎德国利益的和平条约。
　　哈塞尔虽是一位颇具人文素养及宗教情怀的外交人才，但是在基本思维上仍属民族主　义保守派人士，也尚未脱离帝国时代的外交传统，因此他虽然完全不能接受希特勒那种　不顾国际规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外交思考模式，同时也希望欧洲能回归人文与基督　教传统，并认为，自己也应该为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暴行负共同的责任，　并因而积极希望能洗刷这样的耻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一些与国外中介人士的会　谈中仍表露无遗。譬如他于1940年2月22/23日与他意大利籍女婿的英国朋友布莱恩斯(Lonsdale Bryans)于瑞士艾若莎(Arosa)的谈话内容。(注：在这次谈话中哈塞尔已提　出了后来给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的和平计划。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Deutschland,pp.127-132.)布莱恩斯虽非正式的外交官，却与当时的英国外相哈里法克　斯有深厚的私交，因此哈塞尔托他转递一份德方反抗人士所拟的和平计划给哈里法克斯　。当然，这份和平计划只能代表民族主义保守派反抗人士如歌德勒团体的看法。在那份　计划中指出，一旦德国政变成功，推翻了纳粹政权，新政府的和平计划将是重建波兰与　捷克，但是奥国、苏台德区及原德属波兰，相当于1914年之前的德波疆界，应归属德国　。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看完计划后曾对布莱恩斯表示：我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还有任何　好人。[13](P267—268)
　　与哈塞尔差不多同时加入歌德勒团体的波比兹(Johannes Popitz)曾任威玛共和时代的　财政部次长。波比兹事实上对威玛共和国从未有过正面的评价，也是一位向往帝国的民　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当希特勒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他曾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　命，也曾希望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可以有效地掌控重建德国的契机，因此他当时对　希特勒是相当信任的。由1933年起直到1944年因政变失败被处死刑之前，他都一直担任　普鲁士的财政部长。然而，自纳粹政权对教会的迫害到1938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帝　国水晶之夜”(注：帝国水晶之夜是纳粹政权在战争爆发前对德国犹太人进行迫害最残　酷的一次，除了造成伤亡及两万多人送入集中营之外，被捣毁的商店有七千五百家，犹　太教堂一百九十一座，而该次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所用的口号就是“帝国水晶之夜　”(Reichskristallnacht)，也就是在彻夜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暴行下，遍地是碎玻璃的　状况。有关帝国水晶之夜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请参阅拙著＜纳粹主义运动下的犹太人政策＞　，《西洋史集刊》第四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学系，1992年，页88-89。)(Reichskristallnacht)的爆发，都使波比兹对纳粹政权彻底失望，并以将纳粹政权由　内部捣垮及推翻此政权为职志。[6](P128)当他获悉纳粹黑衫队在波兰的暴行后，曾多　次造访军方将领，甚至希望他们能立刻采取行动。
　　自从战争爆发后，波比兹便深信，战争将为德国带来可怕的灾难，更深信在希特勒及　外长李宾特诺普(Joachim Ribbentrop)的领导下不可能有和平。因此在歌德勒的牵线之　下加入了歌德勒团体，主张以政变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自加入了反抗　团体之后，他逐渐成为阴谋政变以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核心人物。1943年夏天，波比兹更　进一步与黑衫队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进行密谈，希望能说服希姆莱支持政变　，并希望他加入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以为德国订定一个能使德国接受的和平计划。[14]　(P268)然而，投机的希姆莱自当年秋天起便派人跟监波比兹，但并未逮捕他，直到1944　年政变失败后才将之逮捕。(注：波比兹于1945年2月2日与歌德勒及一位耶稣会士德尔　普(Alfred Delp)一同被处死刑。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　p.363.)
　　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当中，有多人曾是一个名为“星期三会社”(Mittwoch-Gesellschaft)的会员。原本这个会社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多半是高层文官、军官　、巨子及学术界人士，聚会时都有人作专题演讲，并对演讲题目进行讨论。1933年　时，这个团体的部分成员还曾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赞同希特勒的“领袖国家”(Fuehrerstaat)，但是渐渐地，特别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之后，部分成员因反战而成为　反纳粹政权者，而这个学术会社也成了反抗人士藉以掩护的聚会所。哈塞尔、波比兹、　参谋总长贝克及柏林大学的学教授叶森(Jens Jessen)都是这个会社的成员，也都　成为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
　　叶森教授曾经是一位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1929年时便与总部设于慕尼黑的纳粹中　央党部有所联系，视纳粹主义为唯一能阻止共产主义腐蚀德国的救星。他希望纳粹黑衫　队能成为一个菁英组织，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因此他甚至鼓励学生加入黑衫队。[6](　P128)然而，很快地他便对纳粹党开始失望。因为，他生性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腐败，　而纳粹党总是掩饰特定纳粹党员的腐败行为，于是与纳粹党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自1939　年起便经常参与哈塞尔、波比兹等人的反纳粹言论。
　　当纳粹政府准备进攻苏联时，叶森甚至敦促已辞去参谋总长职位的贝克将军抗议疯狂　的攻俄命令。由于他曾与纳粹党的关系密切，因此他也和波比兹一样扮演着双重角色，　而这样的角色确实使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反抗人士。战争爆发后，叶森教授被调　入军中任职，他因而有机会成为前线之军中反抗人士与后方民间反抗人士的联系者。
　　叶森教授虽与歌德勒团体关系密切，但是在许多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观念上，他的想　法更接近克莱稍团体，与克莱稍团体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约克伯爵(Graf Peter Yorckvon Waltenburg)也有往来，因此他尽力使两个团体在观念上的差异消除。事实上，哈　塞尔、波比兹也在许多未来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比较与克来莱稍团体接近，连与歌　德勒在许多观念上相似的哈塞尔都曾在日记中批评歌德勒为一个反革新份子(Reaktionaer)。(注：1943年1月22日克莱稍团体的部份成员于柏林与部份歌德勒团体　之成员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德国的内政、外交、社会、等政策的思想交流，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290；371.)
　　另一位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是威玛共和时代担任莱茵及西发利亚地方天主教工会的执行长及天主教中心党的国会议员凯萨尔(Jakob Kaiser)，属工会代表。自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先是将5月1日劳动节改为“全民工作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4](P180)进而迫使属社民党的自由工会及基督工会解散，全部纳入纳粹党的“德国劳工　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两个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家具与文宣品被没收，　部分工会干部被逮捕。凯萨尔以后便以“过去基督工会之雇员的全权代表”(Bevollmaechtigter der ehemaligen Angestellten der frueheren ChristlichenGewerkschaften)为掩护，与全国各地的基督工会领导人联系。1934年凯萨尔到了柏林　之后又与刚由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社民党工会领导人罗希勒(Wilhelm Leuschner)及德意　志国家国民党所属之贸易商受雇者联盟(DeutschnationalerHandlungsgehilfenverband)的领导人哈柏曼(Max Habermann)联系。在经历了纳粹政权　对工会的迫害之后，三个原本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兼容的工会领导人都有意于未来组织统　一的全国总工会，放弃过去那种各依意识形态并各自为政的工会政策。
　　身为工会领导人的凯萨尔、罗希勒及哈博曼都有一个共识，即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任务不可能靠劳工起义(Arbeiteraufstand)来达成，必须由军方来主导，诚如凯萨尔于战后，1947年，所说：靠着劳工的赤手空权不可能去对付一个全副武装并以恐怖手段统治的政权。[4](P181)基于这样的信念，凯萨尔于1941年底开始与歌德勒及军方参与反抗阵营的领导人接触，因而一方面了解到军方反抗阵营的计划，并致力于将劳工群众纳入这股以军方为首的反纳粹运动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歌德勒这位在反抗阵营中被规划为后纳粹时代担任总理的重量级人物在拟订未来德国计划时有关社会政策的方向。
　　透过凯萨尔的介绍，歌德勒也开始与罗希勒接触。罗希勒曾是社民党的国会议员，1928至1933年曾任黑森(Heessen)省的内政部长。任内曾下令警察强烈制止纳粹党的暴力行　动，成为纳粹党的眼中钉。1933年纳粹党掌权时，罗希勒正担任“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　”(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主席，并有机会成为设于日内瓦的　国际劳工局副局长。由于罗希勒当时拒绝将“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附属于新政权，并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沉默来表示他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使他被送入了集中营进行“管　训”。出狱之后，罗希勒仍致力于联系往日的同志，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他最大的愿　望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使劳工群众能有力量。[6](P130)在凯萨尔、哈柏曼及许多　往日工会干部的协助下，在德国各地都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以筹备未来的统一工会，　而这些人参与了歌德勒团体，也都成为政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凯萨尔、罗希勒及哈柏曼等工会人士的参与，使歌德勒团体不仅由一个原本以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为主的反抗团体，扩大了参与层面，在与各工会领导人及干部联系的过程中，使圈子越拉越大，而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也可以确定，将增加较广泛的民间支持力。更重要的是，经由工会代表的介入，使这个原本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为主的反抗组织，在意识型态及世界观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也修正了该团体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计划。而建立一个统一但是自治的工会，由政府授权掌管整个社会保险、职业中介及职业训练等工作，并在地方议会中有工会代表等都成为歌德勒未来计划的一部分。[15](P897-899)
　　收稿日期：2003-03-15
【】
　　[1]希特勒.我的奋斗，Adolf Hitler,Mein Kampf,855.Aufl.,(Muenchen 1943).
　　[2]Gerhard Ritter,The German Resistance,(New York 1970 reprint).
　　[3]Gerhard Ritter,Carl Goe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Stuttgart 1984)13.Aufl.
　　[4]Guenter Buchstab/Brigitte Kaff/Hans-Otto Kleinmann,Verfolgung undWiderstand 1933-1945,Christliche Demokraten gegen Hitler,(Duesseldorf 1986).
　　[5]Michael Krueger-Charlé,Carl Goerdelers Versuche-der Durchsetzung eineralternativen Politik 1933 bis 1937,in:Juergen Schmaedeke und Peter Steinbach(eds.),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Muenchen/Zuerich 1994).
　　[6]Ger van Roon,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Muenchen 1990)5.Aufl.
　　[7]Hans Rothfels,Carl Goederler,in:Hermann Graml(ed.),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Frankfurt/M.1984).
　　[8]Conversation with Herr Hitler-19th November 1937,in: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ies D(1937-1945,Vol.1.Washington 1949.
　　[9]Friedrich Hossbach,Zun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Goettingen 1　965),(作者Hossbach当时担任了该次军政高层首长会议的记录).
　　[10]Ulrich von Hassell,Im Wandel der Aussenpolitik von der franzoesischeRevolution bis zum Weltkrieg,(Muenchen 1939).
　　[11]Hermann Graml,Die aussenpolitischen Vorstellungen des deutschenWiderstandes,in:Hermann Graml(ed.),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Frankfurt/M.　1984)
　　[12]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Zuerich/Freiburg 1946).
　　[13]Hans Rothfels,Die deusch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Zuerich 1994).
　　[14]Robert Wistrich,Wer war wer im Dritten Reich?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Frankfurt/M.1987).
　　[15]Hugo Stehkaempfer,Protest,Opposition und Widerstand im Umkreis der(untergegangene)Zentrumspartei,in:Juergen Schmaedeke und Peter Steinbach(eds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Muenchen/Zue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