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省际农业生产力成长差异及其结构性因素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各结构性因素对农业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中，种植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呈现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向关系表明，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并不降低农业生产率水平。换言之，作为中国农村结构调整重要内容之一的提高经济作物的比例并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机播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每提高1%，将拉动农业生产率增长0.23%。这是由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耕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增加经营效益。同时，农机的使用也伴随着农机技术的推广，有助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劳动力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也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男性劳动力相对于女性劳动力每增加1 %，将拉动农业生产率增长0.98%。这说明在中国目前这种以传统劳作方式占主体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男性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或从事非农生产，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老龄化、女性化、身心素质下降等结构性失衡的危险，特别是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流出，对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利的。城市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每增长1 %，将会造成农业生产率增长退步0.5%，这似乎再次印证了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生产对人力的依赖程度还非常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加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当然，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有一批农业人口事实上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却没有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会给这一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农村收人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呈现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经营纯收人占农村家庭纯收人的比重每提高1%，将造成农业生产率增长退步0.63%，这说明越是依靠农业提供大部分家庭纯收入的地区，农业的生产率增长水平越低，再次印证了中国二元经济特性的存在。

　　四、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思考
    综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农业发展历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虽然它们的农业资源察赋存在很大差异，但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升都是其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客观测度阻碍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因素，全面反思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力提升的政策效果。本文的实证分析至少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1.加快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是突破精耕细作式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增长瓶颈的关键
    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到了强技术依赖阶段，根据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经典理论，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突破，例如，节约劳动力的机械技术进步和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但实际上农业技术进步除了具有这种替代型的之外，还应具有一种改进型的，即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资源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质量的提升而带来的技术进步。例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知识、技术的培训，通过现代化技术投人加大土地的资本存量，譬如“工厂化农业”的出现。而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动中出现的技术退步现象说明，无论是在替代型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方面，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都面临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比较而言，中国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更低。为此，加强农村科技人员投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的知识、技能培训，以及增加对设施农业等现代技术农业的投人，推动组织方式创新，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力度等，通过加快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当前农业技术进步的首要表现形式。
    2.简单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并非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之举
    实证分析表明，目前中国这种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流出农业生产的状况是不利于中国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流出已经不是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在转移农村相对高素质的有效劳动力，而且这些相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使得针对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科技推广等都因接受对象的素质限制而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要减缓农村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速度和数量，一方面需要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知识、技术、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能够从收人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得以相当的回报;另一方面，要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逐步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安心农业生产尽可能地解除后顾之忧。

    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多管齐下增加农民收人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劳动力的总量剩余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状况，但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基本上掩盖了这一总量和结构性矛盾，造成农业部门劳动力供过于求，农村劳动力成本低廉，农民仅凭传统的农业劳动所获取的收人有限的结果。要解决农民增收，一方面要加强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技术化程度，以科技创新、质量安全生产等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增加农民收人。另一方面，需要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鼓励和支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企业。同时，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可能加剧而不是缩短城乡二元经济差距。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与增加农民收人，特别是非农收人占总收人的比例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既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强农业的附加价值创造能力，更要鼓励农业加强专业化生产，以此释放农业生产的服务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同时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引导农户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分工与协作。
    3.形成基于效果修正的农业政策反债评价机制
    为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一些政策，如，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推进规模化生产，提高机械化水平等。这些政策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如何，事实上需要一些更具客观性的定量化评判，本文的研究至少表明，机械化水平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新疆等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均属生产力增长型地区。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政府除了需要继续实施农机补贴等刺激农机使用的政策外，还应针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资源察赋的差异，鼓励农机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差异化农机产品，引导农户之间的联合协作生产，加大协调农机“跨区作业”，加强农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对种植结构调整这一政策的实证研究表明，其对农业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简单地推行减少粮食作物比例等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可能会因忽视中国各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巨大而陷人“一刀切”式政策的执行困境，所以，对类似的种植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等政策必须审慎对待，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地区的资源察赋优势为依据。
    4.当前农业政策的重.点应从“予与取”范畴向更深的组织与制度层面延伸
    中国2004年以来的农业政策，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领域的政府公共支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业技术等为手段，形成了以“少取多予”为特征的农业政策，这相对曾经长期存在的“剪刀差”式的农业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政策仅仅限于资金的多与少、予与取的范畴，还不能从根本上和长期上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发展。因为组织和制度障碍完全可能将涉农公共投人增加的良好效应抵消，就像中国的农业科技投人，虽然资金投人数量逐年增加，但绩效并不理想，这与农村科技研发投人体制、投人主体与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安排等有很大关系，再如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虽然政府从财政到税收，再到农业龙头企业扶持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面临制度性障碍，所以政策实效也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当前，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下，增加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的公共投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如果这种增加仅是扩张总量，而对可能影响结构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不做出相应的变革，其作用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从促进农业生产力提升和农业发展的角度，当前中国的农业政策必须在总体增加惠农支出的同时，从有利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着眼，实现组织与制度创新，如，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放宽农业贷款可抵押的范围，鼓励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等，通过“制度松绑”为农业生产力提升累积制度性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