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封建市场的发育特征
【内容提要】封建市场直接脱胎于奴隶制社会的市场。初始于战国，延续至鸦片战争前夕，历时约2000年。中国封建市场主要是简单的货物交换市场，它包括农产品市场、手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此外，劳务市场也有一定程度的。市场虽一度存在，但直至封建社会后期才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至于信息等其他市场则付于阙如。这种简单货物商品市场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隋唐两宋和明清几个重要的阶段而日臻繁荣，充分表现出封建市场的四个发育特征，即非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
非统一的全国大市场
中国封建市场的第一个特征是，在全国性大市场中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割据性。
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状况，一直有两种不同见解。或认为从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全国性统一大市场；或认为至鸦片战争前夕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已形成于秦汉时期。但也应当看到，这种全国大市场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或延伸，尚未形成统一市场，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所谓统一大市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畅顺的商品流通；第二，要有统一的市场价值和价格形成机制；第三，要有足够量的统一货币以满足商品流通需要。纵观中国古代市场发育状况，这三个条件并不同时具备，所以它只能是非统一的全国市场。
秦汉以来全国商品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并不完全通畅。不通畅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是因素。从秦朝修筑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其它大都会的驰道之后，历朝也或多或少修筑了一些交通干道，从而形成了蛛网式的交通网络。特别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凿通之后，南北水路交通大大改善。但仍存在着运输手段落后和僻远地区交通闭塞的情况，这就制约了商品流通。第二是行政因素。即通过行政干预阻碍商品流通。中国自古就有“遏籴”（注：《孟子·告子下》。）、“蕴年”（注：《左传》襄公十一年。）等政策，阻止粮食流通。如明万历年间，南畿、浙江等地粮食歉收，地方官就采取“邻境闭籴”政策（注：《明史·陈有年传》。）。唐代商业虽然繁荣，但却禁止与周边贸易：
依关市令：锦、绫、罗、*[索+殳]、紬、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缘边诸州兴贩（注：《唐卫禁律》卷八《斋禁物私度关条疏议》。）。
元朝更明确规定，江南铁货及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注：《元史·刑法志》。）。在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时，以行政命令阻断商品的状况更是突出。如南北朝时，北魏要求与刘宋互市，刘宋有人反对说：“虽云互市，实觇国情。”（注：《宋书·颜峻传》。）陈将侯安都任南徐州刺史，“接邻齐境，贸易禁货”（注：《陈书·侯安都传》。）。北齐将领高季式就是因私自派人“于境交易”而坐罪（注：《北齐书·高乾传附弟季式传》。）。北齐的齐州剌史崔季舒“遣人渡淮互市”，遭御史弹劾（注：《北齐书·崔季舒传》。）。行政干预商品流通的最经常表现是税卡林立，向过往商人高额征税或重复征税。最典型的明万历年间，神宗派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四出课敛诛求。税使专门在重要城镇、关隘与水陆交通线设卡征税。如长江航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税使及其爪牙拦江截税。一船扬帆三四百里，要五六次纳税（注：《万历实录》卷二五九。）。运河从临清至济宁段，四百里路途，“层关叠征”。（注：《万历实录》卷四一八。）仪真与京口，一江之隔，两次抽税（注：《万历实录》卷三三○。）。造成商品流通不畅的第三个因素是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沿海、沿江、沿运河地区商品经济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但内地及僻远山区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如明代河南光山县：
邑之水不通舟楫，无商贾之利；少种桑麻，无蚕丝之利。衣食之源，立命之本，所恃者惟农矣（注：嘉靖《光山县志》卷四《田赋》。）。
又如明代山东历城，“山城也，不通舟楫，逐未者寡，富者食其田，贫者食其力。”（注：崇祯《历乘》卷一四《风俗》。）广州与潮州，商业繁荣，但两地之间的惠州却是另一番景象：“无水陆珍异之产，无商贾舟车之市，提封延袤几千里，然崇山复岭，盘迥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故其民寡积聚。”（注：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志》。）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市场网络的空间扩展。
中国古代封建市场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中，由于不同部门的资本竞争，会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存在着价格形成机制。但在封建市场中，由于垄断多于竞争，形不成市场统一价值，不存在价格形成机制。《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载，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北京有200余种商品的税额。据《明史·食货志》称，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按商税额的30倍，便是商品价格。如上等罗缎，每疋税钞25贯，其价格当是750贯钞。就这200余种商品税额换算成市价而论，有些商品价格很难说是与价值相符。如毡袜1双，税额钞0.34贯，价格便是钞10.2贯，而1疋小粗布与它同价。药材一概论斤征税，即论斤定价， 每斤税钞0.2贯，价格便是钞6贯。不同药材当有不同价值。但它们竟然同价。米与石榴、莲子肉、软枣、菱、银杏、青靛同价，每斤税钞0.5贯， 市价便是15贯。棉花、香油、紫草、红麴、紫粉、黄丹、定粉、云香、柿饼、粟子、核桃、林檎、柑、桔、雪梨、红枣、杨梅、枇杷、榛子、杏、香橙、乌梅、五倍子、茶叶、生姜、石花茶、虾米、鲜干鱼、鲜猪羊肉、黑铅、水胶、黄白麻、铜、熟铁等30余种商品竟然是同一税额即同一市价。显然，这是一种僵死的价格体制。
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相反，封建市场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在封建市场的商品交易中，与商人作交换的卖方与买方，未必是而且多数并非商人。卖方居多是农户或城镇手工业者。乡村农民为了纳租缴税还债，往往贱卖自身衣食所必需的劳动产品，即必要劳动的物化品。白居易诗云：“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赠友诗》。）这种为应急需而卖，出卖品的价格往往与其价值背离甚大。城镇小手工业者的交换也有类似情形。马克思曾经指出：
就城市手工业来说，虽然它本质上就是以交换和创造价值为基础的，但这种生产的直接的目的和首要的目的则在于维持手工业者、手工业老板的生活，即在使用价值，不在于发财致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交换价值（注：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这种以使用价值为根本目的交换，形成不了竞争机制，形成不了市场的统一价值。就买方而言，多半是地主或达官贵人。他们与商人的交换，本质上是地租与商品的交换。剥削者与商人交换时，挥霍的是劳动者血汗，考虑的是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而不是商品的价值。没有统一的市场价值，形成不了价格竞争机制。这是封建市场的本质特征，它恰恰就是封建社会商业和商人存在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贱买贵卖，是商业的”，“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8页、36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市场的交换通常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发育健全统一市场，必须有足够量统一的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货币。《史记·平准书》云：“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文，为下币。”秦始皇统一货币，为全国大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又一个条件。汉武帝铸“五铢钱”，它一直沿用至隋朝，历时700年。但自秦至隋的800余年间，中国多次发生过币制混乱局面，尤其是新莽和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币制混乱，因而出现“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的物物交换局面（注：《晋书·食货志》。）。币制混乱，必然导致市场萎缩。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钱。宋代以降，历代皇帝改元，每多铸年号钱。但币制不统一和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时有产生。如北宋就划分有使用铜钱的铜钱区和使用铁钱的铁钱区。铜铁区包括开封府和京东西、河北、淮南、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诸路。铁钱以四川路为中心，扩展至陕西、河东。唐、宋、清各朝都曾发生过“钱荒”，即制钱流通量不足，因而不时还发生物物交换的情形。封建政府也屡禁制钱出境。如唐德宗贞元初年（公元785年），曾禁止携铜钱出骆谷、 散关（注：《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德宗时，“时天下钱少货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不通”（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附李若初传》。）。南宋官僚们曾感慨“钱日益荒”（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朝廷多次禁令制钱外流。清雍乾之时，钱荒问题曾一度困挠着当权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身为大学士的鄂尔泰提出解决钱荒问题的8条对策，其中一条是禁止制钱流出北京城。 他说：“京局所铸之钱，岂能供外省各处之用”。（注：《乾隆实录》卷二二六。）身为皇帝辅臣，理应纵览全局，但在货币流通问题，却站在京师一隅之地着想，搞得是地方保护政策。决策者见识如此短浅，全国性统一市场怎么可能培育起来！
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
封建市场的第二个特征是，垄断多于竞争。
有市场就有竞争。随着中国封建商品市场日趋繁荣，特别是明清时期，市场竞争也日趋明显。一些商人或手者就是通过竞争而发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此有生动记载，如雍伯以贩脂致千金，张氏以卖浆获千万，郅氏以洒削薄枝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结驷连骑。司马迁说：“富者必用奇胜。”奇胜就是出奇制胜的竞争本领。司马迁的结论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瓦解是竞争失败者，辐凑是竞争胜利者。但纵观整个中国封建商品市场，竞争毕竟有限，而垄断却多于竞争。中国封建商品市场的垄断特征首先表现在官榷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市场。这一制度创立者是春秋时齐国管仲。《盐铁论·轮重》篇云：“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其时专卖只有盐铁。秦及西汉初，国家“驰山泽之禁”，对煮盐、采矿、冶炼放任自流，不少人业此致富。汉武帝采纳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重新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家，封建政府垄断了盐铁市场，“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注：《史记·平准书》。）禁榷专卖制度一直沿续至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而且专卖的商品种类时有增减，如茶、酒、曲、矾、乳香、铜、铅、锡等等。
除了禁榷专卖制度，一部分封建权贵也参与垄断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汉初，未实行禁榷制度之前，盐铁产销就是由权豪垄断。《盐铁论·禁耕》云：“夫（盐铁）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这里所说的布衣朐邴，指汉初朐地邴氏，以经营盐铁成巨富。而吴王刘濞，以豫章郡的产铜铸钱，并煮海水为盐，富可敌国。文帝时宠臣邓通，同样以皇帝所赐“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注：《汉书·邓通传》。）。禁榷制度实施后，盐铁之类重要商品虽归国家专卖，但某些豪商仍可与封建官府作钱权交易，获得这些商品营售权。食盐便是如此。从唐代刘晏改革盐法，将官府专卖的食盐转鬻商人开始，到宋代“入中”法、元代“行盐”法、明代“开中”法、清代“纲盐”法，都是由一部分豪商向官府转让得食盐营售权，甚至可以“父子相承，坐受厚利”（注：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全唐文》卷五五○。）。明代权豪垄断中盐权利，获得盐引多寡，与其权势成正比，“其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说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势之大小而为之差次，名为买窝卖窝。”（注：胡松《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六。）更典型的是清代“纲盐”法。顺治年间，清政府在各盐场设立“公垣”。制盐者生产的食盐，必须运交“公垣”，然后卖给政府特准的商人。商人赴“公垣”购盐，必须持有盐引，而盐引的取得，须以巨赀购买“引窝”，或称“窝根”、“根窝”、“窝底”、“窝单”，即购盐引证书。盐引一年一换，引窝则是永久性的，可以传之子孙。也就是说，拥有引窝的盐商，可以长期垄断食盐销售市场。其中若干名总商，又是垄断食盐市场的寡头。清政府将“一切领引纳课”事务，责成总商。其他盐商要购买盐引，须将自己的名字及购买引数，附于某总商名下，总商汇集各散商的花名、引数，送盐政衙门，领取盐引，然后发给各散商，并代政府向各散商征收盐课。
商品市场龙断性特征还表现在，封建统治者直接经商，成为市场上拥有封建特权的主体。如西汉景帝时，赵王彭祖“擅权，使使即县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注：《史记·五宗世家》。）。韦昭注：“榷者，禁他家，独王得为之。”魏晋南北朝时，统治者对商品市场的垄断更是严重。曹魏政权经常派屯田典农官作贸易，“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注：《三国志·司马芝传》。）西晋大臣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等，昼夜，恒若不足。”（注：《晋书·王戌传》。）时人江统曾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仿，莫以为耻。”（注：《晋书·江统传》。）唐代官僚经商也不少，朝廷曾下令禁止，但禁令仅是一纸空文。如德宗时的陈小游“三总大藩，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注：《太平广记》卷三二九《陈少游》。）。北宋初年，宰相赵普“营邸店，夺民利”（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元代达官贵人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投身商海的为数更多。丞相马札儿台，“于通州榻坊，开酒饭槽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注：权衡《庚申外史》。）忽必烈时，丞相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罔天下大利”（注：《新元史·阿合马传》。）。明代权贵经商之风甚炽。正德时南京给事中陈江说，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当商贾之凑，而皇帝贵戚，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注：《嘉靖实录》卷四。）。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说：“自万历以后，水利、碾碨、渡场、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为常事矣。”（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贵廉》。）清代官僚经商之风不弱于明代。如广州的大小官员“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资，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所谓“民贾”穷，“官贾”富，正是封建势力垄断市场的结果。它使市场交易失去公平的原则。封建市场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而是权力竞争场所。
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
与资本主义市场相比较，封建市场的第三特征是，商品交易的自由度低，商人买难卖也难，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严重障碍。
市场的进入障碍首先是来自贱商观念。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居“四民”之末，社会地位很低。早在战国时，商人便遭歧视。商鞅变法采取了一系列抑商政策，除了对商人加重徭役征调外，还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孥”（注：《史记·商君列传》。）。秦始皇对商人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优待大商人；另一方面是压抑小商人。西汉的抑商政策是人们熟知的，不必细举。唐宋以后，疯狂迫害商人的政策虽然停止了，但贱商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北宋范仲淹有诗云：“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四民诗》。）替受社会贱视的商人鸣不平。明太祖也曾颁令：“农衣细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紬纱。”（注：《明史·舆服志》三。）从服饰规定上体现对商人的贱视。传统的贱商思想，商人职业受到歧视，他们不得不把商业利润或用于巴结封建统治者，或用于购买土地，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妨碍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
商业利润是在交换中实现的。在官榷专卖制度下，一部分高利润的商品，或归国家专卖，或被豪商垄断，中小商人无法染指，存在购进高利润商品难的问题。中小商人固然可以购进普通商品，但封建政权的“和市”、“和买”、“买办”政策，又造成了商人出卖普通商品难。封建国家以货币向商人购买所需商品，这本是正常交换。但封建专制特权，使这种正常的交换，变成不正常的“和市”、“和买”、“买办”。这种不正常的“买卖”起源甚早。孔颖达《左传正义》解释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7年）“强夺商人”句说：“上称买诸贾人，则是和买。 ”可见在唐代人心目中，“和买”是“强夺商人”的同义词。唐朝还有“宫市”。最高统治者为了向商人不等价强索，置有称为“白望”作爪牙，“于两市并要闹处，阅人所卖物，但称宫中，即敛手付与。”（注：韩愈《顺宗实录》卷二。）“和市”、“和买”的商品相当广泛。据《通典·轻重篇》载，有丝、棉、绢、布、胡麻、米、麦、大小豆等。宋代开始，除和买之外，还有“当行”制度，即利用同行的行会组织进行科索。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尅城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所谓“当行”就是各行业商人，要向官府提供所经售的商品。明代沿袭这一制度，商人要承担“买办”之役，而且具有强制性质。永乐皇帝曾降旨：“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注：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为了强迫商人“买办”，明朝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定期“审行”，即定期审核在册的开张铺面的商户即铺户资本消涨状况，并按其资本多寡，定以上中下三等，然后再将各等则铺户编为“排甲”，按排甲轮流买办；二是将各行铺户按其行业，分隶各衙门对口买办。在中央，隶属于光禄寺的有油行、面行、乳行、饼行、茶果行、牲口行、酒醋行和器皿行商户，隶属于户部有草商，隶属于工商的有竹、木商等。清代前期买办制度依然存在，时称“当官”。直至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政府才下邻革除“当官”制度。
中国封建市场的进入障碍还来自封建牙侩、牙人。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一批牙人，又称牙侩，牙郎，通称经纪人。牙侩是买卖双方的中介人，负责买与卖的牵线搭桥，评定商品质量，议定价格。其本职原是要促进商品流通。但是中国古代封建牙侩却起反作用。他们依仗官府或地方豪强为后盾，操纵市场，垄断买卖，哄抬物价。如元代市场上：
诸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交易，其官私牙人，侥幸图利，不令买主卖主相见，先于物主处扑定价值，却于买主处高抬物价，多有克落（注：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一《牙郎》。）。
明代凤阳府天长县市场小而牙侩多，物价同样受其操纵：
本县游手者众，镇市仅四处，而所谓经纪者乃千余人，皆不力稼穑，衣食于市。物价之低昂，惟在其口。而民间之贸易，必与之金，甚至一肩之草，一蓝之鱼，皆分其值而售（注：嘉靖《天长县志》卷三《人事志》。）。
明未清初苏州的牙侩还聚集一批无赖，在市场上拦截货物，欺骗入市交易的百姓：
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每集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抢攘之间，甚至亡失货物。其狡者多用赝银，有撺铜吊钱，灌铅淡底（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封建牙侩的广泛存在，也使市场淡化了自由交换的色彩。
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
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封建市场的第四个特征。
中国历代封建政权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或管理。早在春秋之时，管仲就有一套“通轻重之权”的理论与政策。其中一点是，国家要参与市场流通，调整供求，平衡物价。在管仲看来，市场上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物多则贱，寡则贵”（注：《管子·国蓄》。）。要平衡物价，就要调剂供求，办法是国家要掌握大量货币与谷物。谷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商品，它充当着货币职能，以谷易物的现象普遍存在。管仲说：“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使千室之邦，必有千钟藏，藏镪百万。”（注：《管子·国蓄》。）国家以充足的货币与谷物作为实力，调剂市场上商品余缺与价格高低，做到“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以重射轻”指的是，以货币收购价格下跌的商品，以阻止物价下跌。“以贱泄贵”指的是，当市场上某商品价格上涨时，国家大量抛售库藏物，以平抑物价。管仲的办法，被历代统治者奉作调控市场价格的圭臬。战国时李悝在魏国行“平粜”法，实不出管仲窠臼。其具体措施：“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时国家多收购粮食，下熟时就少收购，“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如此市场粮价不致因丰收而下跌；粮食歉收时，国家则以库藏的粮食发粜，“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注：《汉书·食货志》上。）这也是从调剂供求以稳定市场物价的宏观调控政策。汉武帝时，大农丞桑弘羊行均输法平准法。均输法内容是，各地方进贡给中央的方物，除部分便于运输而皇室又喜爱的输往京师外，其余的由均输运往异地出售，国家从中获利。这是将产地产品调剂往非产地，将非商品性的贡品化为商品，满足市场的需要。平准法是国家参与市场的商品流通，从调节供求入手，平衡物价。此后，王莽的“五均”法、王安石的“市易”法和“均输”法，也大体仿效桑弘羊那一套。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虽然有相当高度的，但毕竟仍是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生产与流通，既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也完全处于无计划的盲目状态。这不仅给国家对市场的调控造成困难，而且当权者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只能是二千年来反复采用管仲之术，一再重施“均输”、“平准”老套。降至18世纪中期，号称“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居高不下；二是市场上制钱短缺，“钱贵银贱”。前一个问题是人口激增所导致，后一个问题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量增加引起的。决策者乾隆皇帝没有对症下药，做有效的宏观调控，仍沿袭“平籴”、截留漕运等老办法。历代封建王朝简单的调剂供求，平衡物价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一时一地市场物价的稳定，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但对于推动市场向纵深发展，却苦无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