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2)
3.河南
金代河南主要在黄河以南地区，不包括现在的豫北地区。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至金代长期仍是人口稀少，落后。在金代盛时的金世宗朝，还是“人稀地广，蒿莱满野”。[i]尤其是陈州、蔡州、汝州、颍州（今河南淮阳、汝南、临汝、安徽阜阳）等地“士旷人稀”，所以采取“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的政策，[ii]以当地经济。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则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iii]
金朝后期，河南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迁都后人口大量南迁。如金宣宗初年仅河北军户迁河南者就将近百万口。[iv]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河南经济随之发展起来。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省臣奏：“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v]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500余顷，“亩可收五石”。[vi]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400余顷。[vii]十一月，朝廷下令“募民兴南阳水田。”[viii]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户繁土腴，有玉池、沲坡等水利设施用于种稻，曾“岁获千万钟”。[ix]发展起来的河南经济，遂成为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当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x]“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xi]
河南北部的经济状况始终比南部优越。开封两次为金朝首都，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一度恢复到北宋盛况，重新成为人口最多、商业兴盛的大都市。怀州、卫州（今河南沁阳、卫辉）金朝分属河东路和河北路，“风气清淑，物产奇丽”，如卫州“土温且沃……稻塍莲汤，香气濛濛，连亘数十里。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崇山峻岭……真所谓行山阴道中。”[xii]秀丽的风光反映着良好的经济环境。怀州大雄山南有泉水通于沁河，“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xiii]都是北方少见的江南气象。属大名府路开州的清丰县（今河南清丰），“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鸡犬之声相闻。”[xiv]而金世宗时的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xv]经济状况良好。
元朝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遂保住了城中147万人民。[xvi]开封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因而很快走向发展道路。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看到的即是一派繁荣：“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有富裕之大商贾包办其所买卖商货之税额，君主获有收入甚巨。”[xvii]可见其农业、手、商业都很发达。此后我们还能看到，汴梁路农业不断有新的进展，以水稻种植为突出证例。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潩水开创稻田300余顷。[xviii]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300顷。[xix]元武宗时，任命中宪大夫、峡州路总管韩冲为“汴梁稻田总管”，[xx]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添设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稻田事”。[xxi]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在古代开封上，类似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怀孟路（今河南卫辉、沁阳）在优良的环境中持继发展。卫辉路“地当冲要，泉城水温”，“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怀孟路“土壤腴润，其民纯实……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xxii]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甚益于民”[xxiii]，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1255年）升格为淇州，“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荒榛一旦为亨衢……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塗。芃芃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xxiv]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新乡县更是“桑土衍沃，浸以清泉之润，民俗敷阜。”肥沃的土地加以丰富的水源，造就了一方富庶；汲县（今河南卫辉）“居天中，实通都剧邑，百物夥繁，合散于此。” [xxv]是商业繁荣之地。至元十三年前后，汲县新增垦田700顷，[xxvi]标志着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南部地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如南阳府（今河南南阳）“淳朴尚农，俗以殷富，至今犹然……舟车辏泊，人物浩穰，庶政孔殷，地称陆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有着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汝南旧有鸿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为饶。”[xxvii]商业也较发达，史称“汝、汴二郡多富商”[xxviii]，即说明汝宁府商业可与汴梁相比美。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即有人言：“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xxix]此时距元朝建立仅30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人口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故而，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经济追忆道：“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xxx]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石，仅次于江浙省而名列第二，[xxxi]占全国总数12114708石的21.3％。至少可以说是北方诸省中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元文宗天历元年为例，即有竹269695竿，板木58600条，额外竹木1748锭30两。此外还有矾课2414锭33两，也是全国最多，并占总数2449锭的99％。[xxxii]
4.山西
地处太行山区的山西，宋金时为河东路。在北宋时，就因自然环境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入金以后，再经开发，虽然达到“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xxxiii]金世宗也指出：“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如大定二十一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xxxiv]
金代山西经济状况不能一概论，汾河两岸的平阳道（今山西临汾）就是非常富庶之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xxxv]元人郝经甚至言：“金源氏（指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xxxvi]竟是金朝境内最发达之地。当地不仅利用汾水灌溉，更在田间地头打井汲水，“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xxxvii]使农业生产更有保证。明昌年间，潞州涉县在西山开发一“美泉”，修渠引水，使“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xxxviii]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缺水的瓶颈问题。
在古代山西史中，以金朝时文化最为昌盛。如元好问言：“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常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xxxix]而晋中平阳府洪洞县（今山西洪洞）据说是“家置书楼，人畜文库。”[xl]比北宋时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由此可以折射出当地经济的发展。
入元之后，山西仍呈发展势头。如马可波罗载：太原府“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由太原向西骑行，七天的路程中，“沿途风景甚丽……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走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明清时著名的晋商，此时已崭露头角，而且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做的是国际贸易；平阳府“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持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山西沿黄河与陕西接壤处的一些城镇“其中商贾甚夥，河上商业繁盛；缘其地出产生薑及丝不少，禽鸟众至不可思议”；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商业茂盛，织造种种金锦不少。”[xli]如果我们对马可波罗记述元初山西经济全面发展感到惊异的话，那么，元人余阙对元前期山西经济的概括正好做了印证和补充：
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xlii]
当地人民勤奋务农，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利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使土地一年三收，良田亩产量最高者，可供应一人的口粮即6石左右。所以基本上能使大多数人家丰衣足食，而不必流浪或到外地谋生。有关史料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余阙的记载。如王恽言，至元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引浍河水入汾水，开发出水利田2000多亩，产量“亩收一钟。”一钟为六斛四斗，虽未必尽是如此，但无疑是高产田；绛州曲沃县（今山西曲沃）“土腴物阜，为绛诸县甲。”[xliii]另据王桢言，山西人“居常积谷”，荒歉之年可避免“流离之患”。[xliv]正所谓有备无患。众所周知，山西自古即有勤劳节俭习俗，史称“勤于耕耘”，“能俭勤农”，“惟勤农作”，“无游惰之人”。[xlv]“晋人勤俭风土然，山顶开耕自山趾”，“畦田虽狭水所腴，风俗勤俭仍岁熟。”[xlvi]正是靠着这种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加大劳动投入的手段，创造出丰硕经济成果。元代山西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i] 《金文最》卷88，刘秉文《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
[ii] 《金史》卷92《曹望之传》。
[iii] 《金文最》卷68，钮某《重修北极观碑》。
[iv] 《金史》卷107《高汝砺传》。
[v] 《金史》卷50《食货志》5。
[vi] 《金史》卷100《李复亨传》。
[vii] 《金史》卷50《食货志》5。
[viii] 《金史》卷16《宣宗纪》下。
[ix] 《秋涧集》卷52《金故朝请大夫泌阳县令赵公神道碑》。
[x] 《金史》卷47《食货志》2。
[xi] 《金史》卷107《高汝砺传》。
[xii] 《金文最》卷37，蔡松年《水龙吟词序》。
[xiii] 《金文最》卷68，李纶《创修泉池碑》。
[xiv] 《金文最》卷80，张献臣《清丰县重修宣圣庙碑》。
[xv]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
[xvi]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xvii] 《马可波罗行纪》第148章。
[xviii] 嘉靖《许州志》卷5《赵志传》，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
[xix] 《元史》卷193《刘天孚传》。
[xx] 《滋溪文稿》卷12《韩冲神道碑铭》。
[xxi] 《续通考》卷3《田赋》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xxii] 《元一统志》卷1《卫辉路•风俗形势》，《怀孟路•风俗形势》。
[xxiii] 《元史》卷65《河渠志》2。
[xxiv] 《秋涧集》卷54《淇州创建故江淮都转运使周府君祠堂碑铭》。
[xxv] 《秋涧集》卷61《新乡县尹刘君去思碣铭》；《故云中高君墓碣铭》。
[xxvi] 程文海《雪楼集》卷6《靳同知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xvii] 《元一统志》卷3《南阳府•风俗形势》，《汝宁府•风俗形势》。
[xxviii] 《元史》卷186《成遵传》。
[xxix] 《元文类》卷17，富珠哩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xx] 《元史》卷186《张桢传》。
[xxxi] 《元史》卷93《食货志》1。
[xxxii] 《元史》卷94《食货志》2。
[xxxiii] 《金史》卷108《胥鼎传》。
[xxxiv] 《金史》卷47《食货志》2。
[xxxv] 《金史》卷47《食货志》2。
[xxxvi] 郝经《陵川文集》卷32《河东罪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xxvii] 《金史》卷50《食货志》5。
[xxxviii] 元好问《遗山集》卷17《寄庵先生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xxix] 《金文最》卷44，元好问《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序》。
[xl] 《金文最》卷28，孔天监《藏书记》。
[xli] 《马可波罗行纪》第110章、113章。
[xlii] 余阙《青阳集》卷3《梯云庄记》。
[xliii] 《秋涧集》卷37《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卷53《绛州曲沃县新修宣圣庙碑》。
[xliv] 王桢《农书》卷4《积蓄篇》。
[xlv] 《元一统志》卷1《大同路•风俗形势》、《太原路•风俗形势》。
[xlvi] 《秋涧集》卷7《恶沟行》、《题赵城南王开堡楼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