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一、关于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1]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2]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3]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军事、外交、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的一般，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4]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5]。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１３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6]。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长期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１５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１６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7]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8]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像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我认为像历史教课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份”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革命、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的工业给以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份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像西方的卢梭哪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历史上的意义（结束语）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10]。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
　　[1]姜义华主编，《社会争鸣大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19页

　　[2]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4页。

　　[3]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如生物演化一样，不仅仅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发展，而是整个系统发育过程。见麦尼尔著《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化过程》第3页。

　　[4]这方面的代表著是许涤新主编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详见其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页。

　　[5]见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等待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

　　[6]见《竞逐富强》第三章：“欧洲的战争业务”市场夺取控制一节。

　　[7]《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8]杨彦杰《一六五0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见《郑成功研究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7页

　　[10]以郑氏集团为典型的东南海商集团的出现，以及有别于内地生活方式的海洋社会的萌发，可以看作地中海商业文明在本土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