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四）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本文认为，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本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

四、乡村集市形态的多样性和集市圈的性质

青县村图和深州村图使我们具体得知每个集市的空间构成，并可以看出它们的形态有很大不同。青县各集市周围大体有数量不等的村落环绕，形成面积不等的集市圈；而深州则不同，除了类似青县集市的形态之外，还有一二十处单村集、二三村集这样的空间结构。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思考、检验关于集市形态的某些理论公式。

施坚雅关于集市形成的图式告诉我们，一个中间集镇的较普遍的构成模式是，作为同时起基层集镇作用的市场，有18个村庄；而它作为中间市场的区域又会增加36个村庄，构成这个中间市场的6个支撑点，即它的6个基层集镇。①从州县集市构成的平均数状态，我们不可能验证这一图式；而青县村图却告诉我们集市构成的一种具体图式，它的在城集无论作为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光绪时期它的99个赶集村镇中间并没有别的基层集镇存在。兴济集也是如此。

6个支撑点构成一个六边形。集镇的“六边形”构成是将“中心地理论”应用于市场研究而得出的；六边形公式十分著名。施坚雅曾开宗明义指出，中心地理论适用于城市、城镇和其他具有中心服务职能的居民点的研究，他采用的是克里斯塔勒和罗希提出的解析系统。②德国克里斯塔勒认为，各种市场区域总是呈六边形的；市场区域中心分布、规模、类型的图式，是一个寻求最佳合理性、最佳利用中心结构以及最低价值消耗的图式；而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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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坚雅：《十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82页，图5、6。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5页。

心地及其层次之确定，克氏认为虽然十分困难，但存在简单而精确的方法，即以该地电话线路的数量来显示该地方的重要性，以提供货物种类和服务的多少而分等级。克氏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市场体系中，最低一级中心地的区域半径为4公里，中心地人口约1000人，提供货物40种，次低一级区域半径6．9公里，中心地人口2000，提供货物90种，等等。①施坚雅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的乡村市场，认为在同一纬度的平原中，在各种资源均匀分配的情况下，“集镇分布就应该符合一个等距离的坐标，好像位于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大量的集镇都正好有6个相邻的集镇，因而有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②他对自己理论的表述实际上有灵活性，是以同一纬度，特别是以资源均匀分配为前提。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集镇的分类与定义，其“中心性”决不能如电话线路多少那样明确地被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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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1、147．165页。参据许学强等编著《城市地》第8章，高等出版社1997版。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1页；《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29—330页。

前已述及，施坚雅将清代乡村集市分为基层、中间和中心三级。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书中虽多处提及“小市”，但在研究市场的空间构成和数量时却从未被计及。他称低于基层集镇水平的居民点是“村庄”，专指“没有设立市场的聚居型居民点”，又提出某种“村庄”中有他称之为“小市”的市场，是通称为“菜市”的小市，专门从事农家产品的平行交换，对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所起作用微不足道。它在只零星存在，但又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可视为“初期基层市场”。①

那么，作为六边形支撑点的基层市场，究竟是怎样的性质呢?前已提及，施坚雅定义为可以满足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的市场，是产品向上级市场流动和上级市场产品向下流动之地。同时他还提出：“中心地理论仅仅与零售有关”，这就是，大量需要的一般商品在低级中心地和任何一级中心地都能买到，较专门化的商品只能在供应范围较大的高级中心地才能买到。②除这些描．述性的说明外，他提出了一个基层市场通常应有的一些永久性设施，如茶馆，酒店，饭铺，油行，香烛店，经营织布机、针钱、肥皂、烟草、火柴之类的店铺，还有一批手艺人如铁匠、木匠、棺材匠等以及农民需要的磨工具者、阉割牲畜者、医生、算命人、理发匠、代书人等，还会有允许老顾客赊欠之类的活动。③显然，他认为这些商业和人物体现了“对属地或腹地提供零售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作用”，如同克里斯塔勒以提供多少货物品种或多少电话线路以标志市场等级的作用一样，应是研究者据以确定上某一乡村集市是否基层集市的标准，同时也是据以论证基层集镇“六边形”空间构成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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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坚雅：《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6—7页。

②  施坚雅：《地方与地方体系层级》，《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29—330页。

③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5页。

我们假设这是确定一个基层市场的必要条件。但是，这里似乎存在问题，施坚雅自定的标准有些不统一。他在另一处就“测定层级级别特征的增值商品和服务项目问题”提出具体界说：“将中间市镇与标准市镇(按：“标准市镇”为上文“基层集镇”的另译)区别开来的商店，包括专营五金或各种工具、帽子、酒类和宗教用品(主要是香、蜡烛和纸钱)的商店。中心市镇(按：即上文的“中心集镇”)所特有的商店包括专营铁器、鞭炮和花炮、竹器、布匹、食盐和茶叶的商店……中间市镇有棺木匠、铁匠、裁缝和制面匠……其他具有特色的增值服务项目包括：中间市镇的酒店(一般标准市镇有茶店)……”①这里的标准与他早先的以上引述的说法，显然有相当的混淆和不一致，令人有无以适从之感。而且，何以五金、工具、帽子、酒类等为中间集镇所特有而为基层集镇所无，何以铁器、鞭炮、竹器、粮食等为中心市场所特有而为中间市场所无，何以基层市场只能有茶店，而中间市场才有酒店，何以铁匠、木匠、棺材匠等既为基层市场所应有，又称它们为中间市场所特有，都令人莫名所以。

据以研究清代，包括晚清时期乡村集市的记载中，有商店类别、数目等资料者极少。光绪末年直隶望都县陆保善编撰有《望都县乡土图说》，把它和民国《望都县志》结合起来，有不少值得研究的情况。望都是一小县，全县西南境产棉花，妇女多习纺织，有土布及辣椒、线麻、果实等物产外销。县城130余户，600余口。全县原只县城有集市，“每逢四、九集场，各乡农民车载背负而来者，粮食、布匹、果实外，别无它货物”。县城有“铺户四十余”，但“杂粮、布匹、杂货、药料、熟食等铺，逢集场一开设，若非有恒业者也”。按照施坚雅的研究，县城至少应是中间集镇，有的还是中心集镇，但从以上记述，望都县城的固定商铺似乎还达不到施坚雅所说的基层集镇的要求，更不能是中间集镇。人民国后望都除县城以外，有了其他一些集市，如永丰镇，150余户，人口比县城多，田地50余顷，亦较县城多1倍余，二、七有集，但只有杂货店l，起火店1，更达不到施氏的基层集镇标准。又一大村南王疃村，230户，口数超过县城近1倍，田50顷，三、七有集，只盐店、客店、杂货店各一。其他如北柳絮村、三贾村、固店村、柳陀村、西白城村、黑堡村、张庄村、白岳村、常早村、阳丘村等，各每旬2集，都有百户以上；商铺最多的是西白城村，270户，三、八有集，有杂货店2，烧饼店2，药店2，盐店1，客店1，枣烧锅1，共9家，但其他各集的商店，各不过一二家、三四家，如三贾村，是390户大村，三、八有集，而村上只药铺1家。固店村，120余户，一、六有集，只药铺、酒铺各1家。张庄村亦300余户大村，五、十有集，有客店2，杂货店2，盐店1。固现村、阳丘村、黑堡村、天寺台村等，各每旬2集，但都无商铺。这样看来，按施氏上述标准，望都县的集市很少能达到基层市场应有的商店和服务设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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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坚雅：《地方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09页。

施坚雅说“小市”是从事农产品平行交换的市场。所谓农产品平行交换，应就是学者通常论述的为农民“余缺调剂”而提供的场所。如这样理解不错，“小市”在晚清华北乡村中就应是大量的，而不是“微不足道”和“零星存在”的；它们如被排除在乡村初级市场之外，那么，地方志书上记载的集市，大多数就难以和施坚雅所说的最低一级市场“基层市场”相对应了。施氏说小市也就是“菜市”，而“菜市”在志书中常被认为是“小集”。如前引民初《盐山县志》把只有“蔬菜酒肉”上市的的集市称为“小集”，以与有木植、牲畜等上市的大、中集相区别。盐山县这种只交易“蔬菜酒肉”的集市被包括在全县39处集市之中。修志者指出，自康熙至同．治，盐山有大、中集24，自光绪以后新增15集都是只有“蔬菜酒肉”交易的小集。很多地方志并不标明集市上主要交易的品种和货物，不标明集市上有多少和何种商店，则区别上的“小市”、基层市场也就很难了；进而言之，施坚雅关于三种乡村市场的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历史上的集市研究，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了。

有学者指出，“施坚雅成功地以克利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研究长江上游的城市系统，但他以后把这一研究模式推广于中国其他地区，却感到缺乏有这么充分的说服力”，认为这可能与克氏理论是在假设条件下得出的，“难免与现实存在有差距”。①我同意“难免与现实存在差距”的看法。最显著的是深州的集市。深州州城位于北纬38度上下，全境是平原，而其集市的分布很难说形成六角形，也不能证明显示出“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内环，由6个村庄组成，一个外环，由12个村庄组成”②。施坚雅的分析，如他自己所说，从几何学与学为基础的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实际上，市场的构成并不适用上述的几何学理论，至少不能完全适用，而且传统时代中国乡村的集市村镇，恐怕也与德国学者所研究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不同，其方法在何种程度上能移用于中国乡村市场研究，本身就是待研究的问题。

这里，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中国乡村集市的等级标准能否只以村镇上商店之种类和数量来确定?

我们先看一些对乡村集市的描述。民国重印的乾隆六年(1741)《宝坻县志》卷6“市集”有语：

……通器用、利财贿，必于市乎?……牵车者、驾马者、负者、担者、携筐而荷担者，熙熙然共遄往哉。其期也有常，其值也有定，予取予求，各如其意以去，虽有作伪安所施?盖观于畿甸之市集，穆然思古道焉。

关于集市中的具体情况，又有语：

届期，凡近境者，披星戴月，络绎毕至。集场约半里许，各赁坐地，陈货于左右。一切食用所需具备，要皆村庄中出也。自辰至未，肩摩毂击，喧填道途，日斜则人影散乱，捆栽而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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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2页。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3页。   

从以上叙述，可知这一集市“集场”长半里左右，但未见有商店，只是“各赁坐地，陈货于左右”。似乎可以说，这一集市，只是一个“场所”，赶集者的食用服务，由村庄提供；购得和出售货物，是“络绎毕至”者互相服务的。当然，络绎毕至者中会有不少客商，但集场上没有商店。

道光《长垣县志》“市集”记：“县境居民稠密，其村落稍大者各为集期，贸易薪、蔬、菜，亦名曰集，无它货物，盖以民间日用所需耳。”①也没有提到集市必有商店。

从明清时期集市始立的情况看，不少集市是在空地初创的。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微山湖畔沛县沽头集，就是一名官员在旷地招民作室、立集而成立；由官员立集长、教读、老人，立集之日“响晚成醉而歌，儿童走卒皆相庆”②。清初由官员创立的集市，大多就是在空地上立集，有的是在空地上立集，但建些简易亭廊以遮蔽风雨。“不论哪一种集市，把当地物品拿来的，是当地的居民，而收买那些东西，并把这个地方不产的物品带来的，总是客商。”③客商虽常到场，但并非一定会有若干家固定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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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龙登高《传统市场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②  民国《沛县志》卷5，“陈宣沽头新集记”。

③  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史考证》第3卷，第89页。

分析集市和固定商店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直隶定州的情况得到一些启发。如前文所述，道光三十年(1850)《定州志》所显示的城乡集市的贸易情况，都是些有关民生农用的产品，各集市所在地大都有多少不等的“铺户”。80年后，人民国至1930年，州城及城郊有商店654家，其中大、小杂货店86家，大、小饭馆63家，糕饼、馒头铺41家，客栈32家，医、药、眼药55家，中西服装23家，此外有钱店和官钱店(“Money”和“Money，Government”)50家。这么多商店当然能向集市提供诸多服务，但商店不仅为集市，主要也为县城内外商家和一定区域的居民服务。它们是判断定县商业化的一个依据。而县城集日的景观则是别具一格的。“在县城的集日，大量的路边摊位、棚店是一突出的景色。在非集日，我们调查只有124个路边摊棚，除了理发、修鞋、卖卷烟者11摊以外，都是卖食物的。但一到集日，摊棚就多至434个；其中94个是县城的店铺设立的，93个是县城居民设立的，247个是带着货物来城的村庄居民设立的。”这340个县城和村庄居民设立的摊棚，是集日所特有的。城东20里的东亭镇，1850年218户，其中铺户22，又记有商人61名，一、六有集。人民国后，定州改为县，至1930年，东亭镇已是一大市镇，本镇362户，镇上有固定店铺19类51家，其中杂货店11家，换钱店6家，小饭铺、客栈各5家，糕点铺4家，洋服店4家，诊所、药店4家，铁器店2家，肉、盐、酒、油店各1家等。店铺规模，最大的店有8人，很多是1人店。此时，东亭镇仍是一、六有集，周围有50个村庄来赶集。集上有谷物市、耕畜市、猪市、鸡鸭市、棉花市、蔬菜市、油料市、布衣市、花生籽饼和棉籽饼市等；耕畜市有两处，集期卖出牲畜多达500头；甜瓜市一般不展示货物，买卖双方去瓜地谈价钱、运货。每逢集期，东亭镇两里长的主街道有规则地排列了摊、棚，提供各类食品、卷烟、农具、木制品、席垫、陶器、果品；还有理发、修鞋和算命看相等各种摊位。集日之晨还有“露水集”，有众多妇女前来售卖针线活。这一集市的景观，它们的贸易规模和特色——如集日有500头牲畜的交易，就不是固定商业有多大规模所能显示和决定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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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1930年定县集市情况，均据Sidney D 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Chapter 14，Buving and Selling。

与“集市所在地”一词相对称的名词通常是“Market Town”。而在中文的学术词语中，常有“市镇”、“集镇”和“集市”三词等同使用、混同使用的现象。华北数省自明清以来发展起不少固定商业相当繁盛的市镇，但同时又有定期集市，商铺贸易与集市贸易并存，两者有相辅相存的关系。①在这些商业市镇举行的定期市，自可以称为是在一个市镇上举行的集市。但不能否认也有依托于没有或较少固定商业的乡村而举行的集市。施坚雅定义没有设立市场的聚居型居民点，是一个“村庄(Village)”；但这“村庄”一旦设立了集市——如同上文引述过的若干事例，难道就马上成了“Market Town”吗?没有或较少固定商业的村庄设有定期集市，中国上在所多有，加藤繁的研究早已指出定期市在没有经常商店的村落中举行的事实。②这些集市所在地如都以“市镇”或“集镇”目之，就会产生学术术语的不规范和认识的混淆。

我们从上文对深州村图和青县村图集市圈的分析中，已确知集市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大小不一的。西方学者调查的上述1930年定县的集市与村庄的联系，也从旁证明集市圈广狭之巨大不同。1930年定县共有10个“集镇”(Market Town)，另73村有集，共83集。定县当时有453村镇，83集中的大集东亭集有50村来赶集，占了1／9，假设其他9个镇集赶集村较少，10个镇集共有赶集村300村，则其余73集，每集平均不过2村。情况正如深州，许多较小的集市可能只是一、二、三村集，在若干集市的集市圈范围较广大的同时，可能会有很多集市根本形不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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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兴亚：《对明清时期北方五省商业镇市之研究》，《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日]加藤繁著、吴杰译：《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323—334页。

这种情况局部地解答了“集市社区”的问题。施坚雅提出的一大理论，即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即基层市场体系的空间区域，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他说：“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①

他的理论肯定市场体系对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开创了研究农村市场的新局面，自有其贡献和合理性。中国的农村很早以来为维持生产和生活就需要有交易行为②，市场对农民是必须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民从来不是绝对自给自足的，而且基层市场也不能保证在它的范围内能绝对自给自足，有些重大事件如婚丧嫁娶所需的物品，可能还须到施氏所说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才能满足。我认为要证明基层市场的范围就是农民的社区是困难的。

首先，设定的基层市场范围与实际不一致。这一重大理论的前提，是上文已述及的关于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面积、平均人口及其变量。施坚雅认为它们一般是18个村庄，50多平方公里，7000多人口，也是乡村农民的实际社区的通常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农民可能熟悉其中的大多数人。但是，这些设定的数字关系，本文的前半已根据直隶、山东等省若干州县的实际情况提出质疑了。现在从集市圈来看，“圈”的大小十分悬殊，问题就更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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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0页。

②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3编，“经济与商品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施坚雅也认为一个大大超出他设定范围的区域，是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他说，如果市场的范围有50—75个村庄，市场人口有17000多人，如同1925年的江苏江宁尧化门市场那样，不可能成为农民实际的社区，因为那么多的村庄和人口，人们是无法互相了解的。①只是他认为1925年的尧化门市场那么大．是由于那时这一地区已因的发展而变成了“现代贸易区域”，而“现代贸易区域”就不适用“基层市场社区就是农民的实际社区”的理论了。

但我们从上文的资料和论述中已经知道，许多传统时代乡村市场的空间范围是不规则的，大小差异悬殊的。青县的在城集和兴济集的集市圈都近百村，人口都在30000以上，杜林集的集市圈59村，人口在20000以上，这样多的村庄和人口，人们能够互相熟识、互相了解吗?能够形成为一个农民实际生活的社区吗?按施氏自己的判断，当然不能。它们有的可能不属于基层市场，而是中间或中心市场。那么，按施氏的理论，在它们的中心应还有个基层市场社区，如何确定哪些村庄属于基层市场社区?在这个基层市场社区以外但仍然是在集市圈之内的广大地域，又是属于哪些农民的社区呢?②

1949年四川成都附近的高店子基层市场社区，有2500户，人数当也在12000人以上。这社区所处的西蜀地区，据黄宗智研究，是“全国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③。施坚雅仍认为这是典型的农民实际社区，而不以为已受现代贸易的影响。何以见得它是农民的实际社区?证人只有一位林先生。他在3个月中去了基层市场46次、中间市场3次，到50岁时他就会去基层市场不止3000次，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对市场区域的社会情况有充分了解。但我以为林先生可能不是“典型的农民”，如果他真是务农的农民，90天内怎能去市场49次而且还常在市场上泡茶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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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坚雅：《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04—105页。

②  光绪早期青县在城集、兴济集等近百村的大集市，绝不可能是施坚雅所说的那种由于的影响而出现的“现代贸易区域”，这两个集市圈在数十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都分裂出了几个小的集市圈，就是证明。见民国《青县志》卷1，“集市表”。

③  苗宗智：《华北的小农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版，第230页。

“社区”一词，现代人常用，但它应有确切含义。它并不只是一个“场所”，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在这一地理范围中的服务能使所有的人从中感到满足。①施坚雅的理论阐述了基层集市社区与农民的共同关系，如农民需要的劳务大部分会在体系内的家庭中找到：接生婆、裁缝、雇工、有可以借钱的互助会、在社区内可以经媒婆找到儿媳、秘密社会在社区内成立分会等等。但是，何能确定这些服务是以市场社区的地域为范围?如说这些服务只在这一地域范围内能找到，则位于边缘村庄的家庭要找接生婆、找裁缝，难道不能在不是本集市圈内但却是相邻的村庄找吗?乡村人借钱，常有“轮流做会”的互助方式，它们与集市社区无关，不可能是集市社区的组织或它的一项服务。秘密结社的确可能会在一个市镇设立据点，成立分会，地方上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会在镇上居住，或镇上有其代理人。这是市镇的中心作用所致，难以证明是一种社区范围的活动。

市场社区是一个“通婚圈”之说很受重视：“……农民常常在市场社区内娶儿媳。媒人们(在四川，他们常在集镇上的某些茶馆中活动)和适龄小伙子的母亲们有相当大的保证，可以在整个基层市场社区中寻找未来的儿媳……总之，基层币场社区中有一种农民阶层内部通婚的特别趋向。”②这一看法，连对市场社区说不十分赞同的学者也认同了，认为市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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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据D．H．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25)，pp．335—337。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5—46页。

能解释联姻现象。根据上世纪30年代“满铁”调查，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163位来自外村的新娘嫁给村中四族的男子，大多是郝姓一族，而绝大多数新娘来自“集市中心10里以内”的村庄，所以新娘所在村应在市场圈内，“可能是通过集市中介而互相认识最后联姻的”，表现了“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联姻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有着重要作用”。①栾城县并无民国时期集市数资料，而同治时期则全县只3集：县城集、冶河铺集、西马营房集。寺北柴村在县城北偏东约3里，它周围10里的村庄不一定都在县城集的范围内。具体分析“满铁”《惯调》的“郝姓通婚圈”一节的资料，来自岗头村的新娘有4家：6甲5户子郝生，妻郭氏21岁，来自岗头村；6甲7户户长之嫂郭氏66岁，来自岗头村；又有11甲6户郝姓之妻徐氏56岁，来自岗头村；又有13甲8户户长郝姓之弟媳郭氏32岁，来自岗头村。岗头村在寺北柴村之北约3里②，这4家岗头村的婚姻对象，三家姓郭；其婚姻显然是和家族的缘由，与集市圈不相关。此外，郝姓娶自村南约五六里的于林道村的新娘5人，西南五六里焦家庄4人，村北约5里的南客村1人，约7里的端固庄工人，村西偏北15里的乏马铺1人等。乏马铺、南客村、端固庄均与距县北偏西约20里的冶河铺较近，很可能已是冶河铺集的范围，更难说是在同一集市圈内了。而且，来自于林道村等村的新娘有好几位，从这情况看，说由于同村人的互相介绍说合，比集市圈社区之说合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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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0页。

②  同治《栾城县志》卷2，“村镇总图”。

集市圈是基本社区之说，除了与集市圈规模大小悬殊的情况互相不容以外，正面说来，它没有任何周密的调查资料作为根基，是其基本的弱点。村庄对本村每一个农民的重大关系，几乎是一目了然的。在晚清的华北，差徭、看青、义学甚至保甲等等，都是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与农民利害相关的事。半个多世纪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①目前，我宁愿相信这看法可能比较正确——既然集市是农民的基本社区之说还缺少确切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