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内容提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本文拟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个案研究，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
关键词 商人 信仰 民间社团 血缘化作者唐力行，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持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20世纪初叶，商会已逐渐取代会馆、公所而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①。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这一时期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组织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同乡会与商人的关系已引起学界的注意，而对国内商业大都会宗族组织的研究尚付厥如。由汪文炳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吴山汪王庙志略》(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志略》)和由戴振声、汪濂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的《吴山汪王庙志略续编》(藏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为《续编》)，为我们研究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提供了珍贵资料，吴山汪王庙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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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① 参见拙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七、八两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一、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牍》所言：“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吴山汪王庙供奉的汪华，是隋唐之际徽州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6年)，殁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享年64岁。隋末天下大乱．汪华起兵割据于江南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保障了一方的平安。唐朝统一天下．“至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汪华)令宜城长史铁佛献表称臣，即授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封越国公……历代庙食江浙，有石碑刻越国公像。”①汪王庙建立后，其属性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初建时汪王庙仅力一名宦祠。《志略·祠祀》引《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钱塘县志》，乾隆《杭州府志》所载，指出汪王庙“唐节度使汪华名宦祠也。”唐朝以后，随着历代统治者给汪华封号的升级，名宦祠逐渐演化为神庙。两宋时期，多次加封，至恭帝德佑元年(1272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改赐庙额曰忠烈。汪王庙又称忠烈庙，其源盖出于此。两百余年间，汪华先后受封10次，其神力增添了平息寇乱、御灾疠、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了。元至正元年改封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明初朱元璋立国时，颁布保护汪王庙的禁约：“皇帝圣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福棺一方，载渚祭典。本省大军克复城池，神兵助顺累著威灵，厥功显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于天兴翼祠祀外，据祖庙殿庭。省府合行出榜晓谕禁约：诸色头目官军人等毋得于内安歇，损坏屋宇，砍伐树木，拴结马匹，牧养生畜，非理作践，以至亵渎神明．如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痛行治罪，仍责赔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大正祀典”，規范民间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令“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徽之所存唯越公及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改封唐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②这样，徽州仅剩下汪华与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庙为合法祠庙，享受国家的祭典。汪华在徽州诸神中的地位也达到至高。
在以后的造神过程中，民众与国家相呼应，汪华具有了双重神格，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的地域神，又是徽州汪氏的祖宗神。汪王庙从建立之初便不归汪氏所独有．它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子孙追念祖先的所在。汪王庙构建的斥资者既有汪氏的后裔，也有地方官或他姓③。除了分布于杭州及徽州本土的四大汪王庙之外，在徽州六邑各乡都有汪王的行祠。是为忠烈行祠。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徽州六邑“忠烈行祠以祀唐越国汪公华，各乡多有之”。最著者歙县6所，休宁5所，婺源7所，祁门1所，黟县3所，绩溪2所。在这些行祠中，歙县“衮绣乡棠樾龙山，以宋孝子鲍寿孙父子遇寇于此，有感神应得脱．景定四年鲍氏因请立庙”。休宁万安山忠烈庙“弘治十二年庙毁，知县翟敬命里人张用伦等处置，助僧惠端重建。”绩溪行祠“国朝弘治初里人胡永安捐赀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汪王庙还是忠烈行祠与宗族祠堂是有差别的。陈志病的《五石脂》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著，支祠以数千计．”这些数千的祠堂散布于汪氏聚居的村落。祠堂具有排他性，只归一姓一族所有，其构建也是排外的，不可能由外姓斥资建置。而上揭各县乡的汪王庙或行祠则是汪氏与他姓共有的。
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忠烈行祠一样，都是具有地缘、血缘的双重属性。然而，在抗战前夕的1935、1936年，《续编·宗盟》清晰地告诉我们，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血缘性占了主导地位．具备了宗族组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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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杭州《郭西小志》，清刻本。
②③ 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
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汪氏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城为什么能重建宗族组织?这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人，尤其是民国后商人状况的基本估价。《续编》为我们了解这一点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个案资料。明清以来徽商在迁徙中形成的重血缘、重地缘的特征在民国年间基本保持了下来①，这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据《新安名族志》载：“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颖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汪侯为汪氏始祖。汪氏始迁徽州之祖是汉灵帝时的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汪挚是汪侯44代后裔。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渭也。”②。前揭《五石脂》指出徽州大姓“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因不特汪、程二氏已也。”可见，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十五《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微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续编·宗人录·汪学沅条》也说：“自七十六世煦公由徽迁浙省闻堰镇．该镇有汪氏宗族，全镇大多汪姓。”可见汪氏迁居江浙各地市镇者甚众，并十分重视宗族关系。明清时期徽人宗族的凝聚力，对形成强大的商帮，使徽商执商界牛耳数百年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移居浙江的汪氏中，商业繁华的大都会杭州是其主要的方向③。
徽商在杭州的活动由来甚早，势力甚大。大抵南宋时散州木商，茶商等在杭州已相当活跃。明代成化后，大约弘治、正德间，徽商在杭州已是人多势众，据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所载：“杭州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廓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往时徽商无在此图葬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患在成化时未炽，故志不载，今不为之所，则杭无卜吉之地矣。”在寄居地占有坟地田产④，是人籍的前提，为此往往会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徽商在杭州组成强大地缘、血缘联盟，“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风至清代康熙末年以后更为严重⑤。据《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三《志乘》载，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字公(元台)以业鹾故，自黟县宏村迁居杭州．先后四世皆葬于灵隐，并晴山麓建筑宗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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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明刻本。
③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指出，江浙市镇与苏州、杭州等大都会是汪氏迁徒的重要方向。参见《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1995年第1期(易惠莉译，唐力行整理)。
④ 《盐法通志》卷九十九《杂记三·两淮盐灶学额》云：“(侨寓商人)其实有田产，坟墓在江南，与人籍之例相符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人籍”。
⑤ 据《杭州汪氏握绮堂宗谱》卷三《志乘》载，宏村汪氏移居于杭州的这一支脉，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间，曾对三代先人三次营葬。第一次将曾祖考妣的遗体送回徽州安葬，第二次则把考妣葬于移居地，第三次是将已经葬于徽州的祖考妣迁葬于杭州，这三次营葬活动清楚反映了汪臣谊宦脉由寄屠到占籍的变化。
见该家族在4代后的康熙末年已人籍杭州，并修筑起汪氏振绮堂宗祠。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是徽商在杭州“必胜斯已”的可靠保障。徽商的会馆、公所也带有强烈的血缘性①
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商会在全国普遇建立，商界气象为之一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商人的血缘组织还会重新建立起来呢?这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使商会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商人不得不回归传统酌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近代以来，中国商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传统因子，从宗族社会中走出来的徽商尤甚．这两个条件是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
因此，只有把握抗战前夕杭州徽商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徽商血缘组织重建的历史缘由。1936年的《续编·宗人录》是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族人登记表，该表由7个要素组成，分别是收姓后世次、名号、年龄、职业，籍贯、地址和附记。这些要素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直至抗战前夕徽州商人的状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世次、籍贯、职业提供了徽商血缘、地缘关系和职业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1．旅杭徽州人的籍贯及其地缘认同
《宗人录》登记的汪氏族人计有205人。他们的籍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籍贯乡里的族人，共52人，约占全体族人的25％；二是寄籍杭州的，共82人，约占40％；三是寄籍异地的，共71人，约占35％。非籍贯乡里者共计占全体族人的75％。但是，这三类族人也并非都生活在杭州。寄籍异地者中，有32人生活、工作在杭州，39人则在他地生活，工作；加上籍贯乡里者中有8人在他地生活、工作，共有47人不在杭州。在总数为205人的汪氏族人中，去除47个在异地者外，在杭州者实际上是158人，而这158人中，奇籍杭州者只占51．9％，籍贯乡里而又在杭者占27．8％，寄籍于其他各地者占20．3％。这大体上也反映了民国年间户籍的复杂性．万历《歙志》云：“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寄籍是指久离原籍而用旅居地的籍贯。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寄籍他乡者已达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当为十之五六．而到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徽商寄籍他乡者已是超过了籍贯乡里者．按照《宗人录》来统计，汪氏仍籍贯乡里者有52人，寄籍者则为153人。徽商中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仍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
徽商籍贯乡里者虽较明清时期更少，但他们的地缘认同仍是十分强烈。《宗人录》籍贯登记项中，族人是否能明确地填写自己原籍所属徽州何县，是考量其与桑梓之地联系的一个指标。我们把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分别加以考察．根据《宗人录》的统计数字，我们制成“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如下，把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的联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籍贯乡里者，全部都能确认自己所属本土县，其指标为1；第二个层次则是寄籍杭州者，其指数为0．61；第三个层次为寄籍异地者，其指数为0．48。
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
层次 | 歙县 | 休宁 | 婺源 | 绩溪 | 祁门 | 黟县 | 不明 | 总计 |
籍贯乡里人士 | 14 | 9 | 6 | 9 | 3 | 11 | | 52 |
寄籍杭州人士 | 29 | 8 | 3 | 1 | | 9 | 32 | 82 |
寄籍异地人士 | 14 | 15 | 3 | 1 | | 1 | 37 | 71 |
总计 | 57 | 32 | 12 | 11 | 3 | 21 | 69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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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三章，“由亲绿组纲、地缘组纲向业缘组纲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商品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三种组织之间并非是依次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也有组织上的相互重叠，由于浓厚的血缘和地绿色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因此几乎所有的商人业缘组织，乃至近世晚期的跨行业组织——商会，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亲缘和地缘的烙印，”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根在徽州。
2．敬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人的迁徒
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宁人数最多，黟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传统职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91世汪维瀛一门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上溯10世，汪洪兴当是明清之际迁入杭州的．在政界服务的汪宸祖孙2人，其祖上“原籍安徽休宁县，至82世，休宁82祖志可公业盐浙杭，83祖衣菩公遂占籍”。衣善公大约是在清初人籍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85世祖友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
上表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徽州各邑移民的方向。我们曾指出明清时期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源多木、茶商，祁门则瓷、茶、木商居多。造成各邑均有主干商业的原因，除地理、物产诸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由宗族联姻所织成的血缘，覆盖面往往仅及一邑，所以同为徽商．各邑主干商业却不相同①。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徽商集团互不干扰地发展势力，建立垄断。同时，各血缘网络又互相交叉，这表现为各邑在主干商业外，百业俱存、无货不居。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大体保持。《宗人录》披露同一家庭往往从事同一行业。如从事瓷器业的是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四兄弟，从事布业的是家洪、家辉，家禄三兄弟。徽商经营的行业也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特点相关，杭州是丝绸、布匹的产地，因而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调整．由汪氏的职业来看，他们中已有一部分从事新式银行业，但大部分仍是以传统商业为主。
移民从徽州到杭州的迁徙过程是复杂的，以寄籍杭州的82人而言，其中经一次迁徙就直接寄籍杭州者67人次，经过两次迁徙寄籍杭州者13人次，如汪子春，经营古玩业，其祖上“89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山阴，91世祖转迁抗县”。经过三次迁徙寄籍杭州者2人次，如汪赞乾，“由安徽婺源迁至湖北，又由湖北迁至河南固始县，现居杭州”。
移民从徽州迁往杭州的时间，也以寄籍杭州者为例．他们分别为万历时4人，明末清初20人，康熙时4人，乾隆时5人，嘉庆时1人，咸丰时7人，同治时9人，光绪时13人，民国时期9人，不明日期有8人。可见，万历年间是徽州人入籍杭州成风之初，明清之际则是一个高潮。此后，一直保持这个移民的势头，直至民国时期。
3．旅杭汪氏的世次与血缘认同
在《宗人录》中，世次被列为第一要素。是否能清晰地列出本人的世次，这是血族认同的重要指标。在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联系的三个层次(即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中，有19个族人没有填写“收姓后世次”。其中第一个层次6人，他们是上海新闻报馆的汪伯奇、汪仲韦，都是世居婺源北乡的；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的汪金云、郑州浙江兴业银行的汪忠潆，都是籍贯歙县；在杭州经营典业的汪迪封和绸业的汪椿生都是籍贯休宁的。他们虽籍贯乡里但与家乡的宗族生活已是十分疏离了。第二个层次有2人，尚能确认自己是徽州人，他们是从政的汪毅，“祖由安徽歙县迁江苏镇江”，公务员汪茂才“祖自徽州迁无锡再迁临海，明末清初转迁黄岩”。第三个层次有12人，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祖居地为徽州，如在上海行医的汪尊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籍贯为“曾祖渟川公由安徽巢县迁居上海，至锡鲁公人籍贯中拔贡及举人”。又如，致仕家居的汪世杰，侨寓汉口，其籍贯为：“明季益衡公由湖北麻城迁四川井研，到九世人籍”。又如律师汪承宽父子的籍贯就填为“江苏青浦”。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汪润，其“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东关”。所以，世次不明者的差别就在于：属于第一、二层次的，都认同自己是徽州人，而第三个层次者，不仅人数最多。且对徽州的认同已大打折扣。但是，从总体上看，旅杭汪氏百分之九十以上能明确登记自己的世次，其血缘世次的认同大于地缘源头的(县邑)认同23个百分点，可见，徽州人的血缘认同倾向是最为强烈的。这也是抗战前夕徽商组织血缘化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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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沦量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三、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
抗战前夕的徽商虽然具备了在大都会重建宗族组织的前提条件。但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必要陸又在哪里呢?换言之，商人为什么愿意为宗族组织投入时间和金钱?
陈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志略》所写之序，阐明了重修汪王庙的时代背景，即“今日者强邻虎视，世变孔棘．较诸唐宋之时为尤甚．安得如王与钱王者数辈号召乡间固结民心。练成劲旅，如国家无事则散处农亩，有事即出身犯难，不避艰险。虽有外侮亦何足忧。半樵(汪文炳之号)仰承先德，终访得王庙址而复旧观。吾知其关心世道，必先有以仰俯异代，同为歇歔不已者。又知人之输者，必深明乎捍灾御患，崇德报功，亦云集而响应也”。这一“捍灾御患”的时代特征到1935、1936年是愈演愈烈。虎视眈眈的强邻日寇正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国，东洋商品入侵已泛滥成灾。战前杭州的时局混乱，商会软疲无力，社会黑势力猖獗，人心浮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于是有建立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动议。敬商“云集而响应”，重新祭起有乎息寇乱、御灾疠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的祖宗神，并非仅仅追求精神的抚慰，而是有跨行业的互济，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商业风险的实际效用。
1．昊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续编·宗盟》为我们了解吴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提供了可能。现将《宗盟》披露于下：
组织管理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三月十日同族会议议决。庙宇荒颓。势将就此，负责有人，共谋修理。
(一)本会名称定为杭州市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
(二)本会组织：1．凡汪姓皆属会员，额制无定；2．由会员中公推执行委员七人担任会务；3．由执行委员七人中互推常务委员三人管理会务；4．由常务委员三人推一人为主席。
(三)本会会址：暂设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
(四)本会：1．修葺屋费；2．本会基本金；3．年例春秋祭费及诞祭费。
(五)本会筹备财政问题：1．赶印捐启，由会员分担向同族劝募，数目不拘多寡，交汪显掣给收据；2．俟捐有成效再行召集临时会议筹备方策进行。
由《宗盟》可知，汪氏族人“皆属会员”，且“额制无定”。由族人所召开的同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汪氏宗族组织的名称是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其常设领导机构由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主席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同族会议选举产生。我们据《宗人录》得知1935、1936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成员一些基本情况；
1935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由12人组成，其中商界仅1人，政界4人、律师3人、教员1人，师1人，不明身份2人，商人占8．3％，政界占33．3％，律师占25％，教员、会计分别占8．3％。不明占16．7％。
这个班子是以政界为主，律师也占据重要位置．这反映了徽州商人亟需政界人士的保护。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律师在社会生活与商业活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员与会计是因管理所需而设。
“丙子年(1936年)改选各委员”。管理委员会扩大为16人，其中商人4人，政界6人、律师2人、职员1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行业者1人。商人占25％，政界占37．5％，律师占12．5％，职员、教员、会计师、不明行业者分别占6．3％。政界的人数进一步上升，由4人增至6人，律师由3人降为2人，政界与律师仍占绝对的多数。商人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能在管理层较好地反映商人的声音。教员与会计的人数不变。
汪王庙是汪氏宗族组织的固定资产。由于汪王庙地处杭州西部吴山下，且“庙宇荒颓”有待修理，所以管理委员会并没有设在汪王庙。而是设在执委兼常委、律师汪显的家，“即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1936年的地点则改为杭州清波门外学士桥9号，这是新管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汪秉忠的家。他们共同承担起收取族人捐款的任务，有着浓烈的家族色彩。汪显和汪秉忠都是休宁汪氏。捐款是该民间社团开展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
管理委员会的职业组成与全体会员的职业组成是否相应?《宗人录》的205名会员中职业众多，政界达33人，中西医生6人，工程技术人员4人，界(含律师)10人，界8人，军界2人．职员8人，会计1人，报业2人，学生21人，不明行业者3人，从商(不明行业者)36人，典业8人，绸业8人，丝业2人．棉织业1人，纸烟业7人，瓷业4人，木业4人。布业4人，衣业3人，古玩业2人，旅店业2人．盐务1人，茶食业2人，广货业1人，业1人，钱业1人．橡胶业1人，扇业1人，渔业1人，地产业1人，银行业12人，洋行4人。可谓百业俱全。民国年间徽州盐商已衰落，重要的商业有典业、丝绸业、布衣业、纸烟业、木业和瓷业这些传统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地产业、银行业和洋行等新兴行业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将职业类别进一步归并，各类从商者107人，占52．2％。政界占16．1％，法律界占4．9％，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3．9％，学生占10．2％，军界与报业分别占1％，会计占0．5％，不明行业者占1．5％．据此。我们制作了下表。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
上表清晰地反映出在杭汪氏族人职业是以商业为主的。占全体会员半数以上的商人，在1935年的管理层所占比例却仅为8．3％。1936年的管理层，商人的比例增加到25％，但仍与商人的实际人数不相对应。这里，学生尚未成年，只是随家长而登录．若不计学生，则各类职业的比例还将有所变化：商人占58．2％，政界占18％，法律界占5．4％，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4．3％，会计占0．54％，军界、报业分别占1．1％，不明行业者占1．6％。商人几占六成，而商人在管理层的比例却只占25％。反之，从政人员在全体会员中所占比例仅为16．1％或者18％，但其在管理层却占至33．3％或37．5％，超过丁一倍．这个落差约为4：1，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汪氏宗族同盟中从政与从商的地位对比，或者说是当时社会上对官与商的地位对比。显示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已有所的民国年间，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商业大都会，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本位社会。
上表还说明在杭汪氏宗族各类职业间已形成一个互为奥援的。两届管理委员会中从政与从法的族人占了管理层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管理委员会主席分别由原浙江长兴县县长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担任，他们担当起汪氏宗族在杭利益的代表．律师在两届管理层中受到充分的重视，1935年管理委员会就设在律师的家中．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商业贸易的局面下，求助于本族律师可以将解决纠纷的成本降到最低的限度。从政从法的族人是商人利益的保护者。而商人的捐助则是宗族组织的物质基础．这与徽州贾儒结合的传统是相合的①。同时，从《宗人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07名汪氏商人之间，借助于吴山汪王庙这一民间社团，加强了商业网络的功能。徽商之所以久盛不衰，是与其内部自成系统相关的。徽商虽然百业俱居，却有主干商业——盐、典、茶、木，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十分强大的业为后盾，遍布大江南北的徽州典当业，是徽商在商业运作中融通资金必不可少的．清末．盐业改纲为票，徽商已失去在两淮两浙的盐业垄断地位，茶、木业也面临帝国主义的竞争与压迫，典业在银行业的挤压下，已失去原有的空间．在这种情势下，杭州汪氏的经营行业也与时俱进有了变化。其中，银行业、洋行和新兴产业已加入到徽商的经营网络中去。在《宗人录》中，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族人名单，共23名，大多旅沪，他们分布于上海等地。
其中银行业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主，有7人是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人为汉口浙江兴业银行，1人为郑州浙江兴业银行．加之上海中央银行和上海倌孚银行。以及1名在杭州的银行界人士，共有10人组成汪氏银行从业人员圈，这显然是有利于经商族人融通资金的，加上8人从事旧式典业。107人中竟有18人从事与金融相关行业，占从商人员的16．8％．这些人大多直接与浙江金融业相关，服务于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汉口、郑州的派出机构．这个金融网络不仅是旅浙徽商，而且为江南徽商所依重。从《宗人录》可知，移居上海的杭州汪氏宗族同盟成员还有11人，他们的职业分別是报界2人，医生2人，政界1人，教育3人，商业2人(典业与纸业)，大学生1人。移居上海而与杭州汪氏保持密切联系的族人共计29人，占《宗人录》的16．6％。
此外，还有移居或寄籍他地而与杭州汪氏有密切联系者25人，他们中苏州11人(其中7人寄籍苏州，在上海工作)，南京2人，镇江1人。南浔5人，河南1人，郑州1人，汉口2人。所以加上在上海工作的29人，杭州汪氏《宗人录》中在他地的汪氏族人共计47人(扣除重复的7人)，约占宗族同盟的四分之一弱。而上海、江苏与杭州相毗邻，关系最为密切。这就构成了一张以杭州汪王庙为中心分布于江浙沪的宗族网络．强大的血缘关系，是旅杭徽人诸多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基本网络．此外，他们与本地人的婚姻网络，以及地缘、业缘、跨行业的网络等等，都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起着作用。
应该说参加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并不包罗所有在杭的汪氏族人，参加者只是其中有一定地位和经济实力者。所以，汪王庙的组织有三个层次，一是管理层，二是会员，三是与会员有联系的其他汪氏族人。第三个层次是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这张网络对他们也会发生作用。
宗族血缘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商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家人，族人，知根知底．最易建立信用。如《宗人录》载，91世维瀛、维贤兄弟的祖上“81世祖洪倌公业盐迁杭”，大约在明清之际寄籍杭州，从事两浙盐业。民国年间随着徽商对盐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个家族改事绸业。维贤的父亲“90世祖銮公迁吴兴”。维瀛一支仍留在杭州从事绸业，銮公迁吴兴从事丝业。丝、绸两业间的互补，在家族内即可实现。銮公在吴兴南浔镇有了发展，他的另两个儿子，维贤在南浔继续从事丝业，维善则在南浔从事典业。到92世，维贤的三个儿子，闳声从事教育，相声从事钱业，骏声读书。南浔一支与杭州有着密切联系，在吴山汪王庙《宗人录》里全部登记在册。《宗人录》对非居留杭州的族人的重视，足见杭州汪氏之交易活动扩及江南、华中。借助族人间的信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活动中的谈判成本、信息成本和解决争议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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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由研究》1903年第4期。
2．祭祀仪式——汪氏宗族妁控制机制
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松散的宗族同盟，讲究的是亲情乡情。并没有设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那么它又是怎样规范族人的行为，从而使该民间组织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要了解管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就必须要懂得徽州。在徽州，买卖关系上重视的是契约文书，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更多的是强调宗法关系，属软控制①。在传统社会里，“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②徽商在经商地十分重视重构宗法关系。如《汪氏谱乘·序》载有：“吾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侨于扬，业鹾两淮者则尤甚焉。居扬族人，不能岁返故里，以修榆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凡春露秋霜之候，令族姓陈俎豆、荐时食。而又每岁分派族人专司其事。数十年来．人物既盛，礼文器具未尝稍弛。”移居各地的徽商都重视尊祖敬宗的仪式，以求实现“收族”的目的，从而强化从商族人间的合作与诚信。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③，这是明清时期徽商成功的内在机制。抗战前夕，当着杭州徽商不得不回过头来强化宗法血缘关系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便是修理汪王庙、恢复祭祀汪华的活动。
吴山汪王庙把徽州本土祭祀汪华的仪式搬到了杭州。庙内奉祀者共21人，其中正殿3人，正中是汪华的塑像和神位，两旁是汪华的两个从弟铁佛与天瑶的神位。后殿供有18人的神位，他们是汪华的祖父母、父母。妻妾5人，儿子9人。每年有三次祭祀活动：第一次是夏历正月十八日，汪华的生辰，第二次是夏历二月择日曜日为春祭期；第三次是夏历八月择日曜日为秋祭期。《志略·祭仪·值祭》指出：“由管理会执行委员按期敬谨备办，并先数日函知各同宗，不限籍贯，亦不限人数，届期诣庙与祭。”只要是同宗汪姓者，不管身份地位，都可自愿参加。
每当祭期，汪氏族人聚于吴山汪王庙，临时推世次最长者一人为主祭。从《宗人录》可知，在205名在册族人中，世次最高的是83世汪锦培，号正锡，52岁，从事扇业，他的籍贯登记是“55世祖遇公由安徽绩溪尚田迁居歙县北乡富场。现居徽州歙北富场后街。通讯处杭州保佑坊舒莲记扇庄。”世次居次的是85世，共有4人，他们是汪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年龄分别为32岁、48岁、27岁，23岁，都从事磁器业，籍贯与汪锦培同，仍是原籍徽州。住址，杭州太平坊永大利瓷器店。再次的是86世，共3人，他们是汪德宏、德宸、德孚，年龄分别是36岁、30岁，28岁，都从商，籍贯安徽绩溪，地址杭州南星桥德和茶食店。世次最低的是97世汪春涣，号泳舟，47岁，籍贯寄籍湖北黄冈，从事棉织业，地址杭州寿安路29号汪恒泰棉织厂。旅杭汪氏世次之差竟达15世之多。从汪氏世系总体的90世代上下的长时段来看，分支之间相差15世代也是很大的数字。这里特别要注意，世代发展最慢的都是在徽州本土的，这实际反映了徽州人的婚龄是较迟的。与我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所作的统计，即徽州男性的平均育龄为32．5岁，女性平均育龄为23．6岁相合。移籍他乡者的世代发展较快，但也有差别，这与移居地的诸多因素相关，也与移居者事业的成功与否相关．应该说1936年的主祭人非汪锦培莫属。主祭之外，还有鸣赞者一人，读祝者一人，司香爵、帛馔两人。祭祀的过程是一个十分繁琐的宗教仪式，但其繁琐而又神秘的仪式过程，也是使族人对祖先生出敬畏之情的“收族”过程，也是族人祈福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增强汪氏在杭族人的内聚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汪华诞辰日，在香烟缭绕的大殿上，族人们队列整齐肃立于汪华塑像前，乐队奏乐，主祭者要三上香，带领参祭者三鞠躬，献上奠帛，初献爵，二鞠躬，乐止，由读祝者宣读祝文。读完歌颂祖先汪华的祝文，乐声再起。主祭者诣神位前亚献爵、终献爵，二鞠躬。再行送神仪式。全体肃立三鞠躬。礼成，主祭者、陪祭者和参祭者列队退出。在春秋两祭祭文中追念祖先“滋大荣光”的业绩，强调祖先“含灵保世”、“生英死灵，作东南万家之保障”的灵验；特别有意思的是，文中有：“维共和改造，民称直到与今灵爽式凭”，也就是说社会变迁，兴民国共和改造后，祖先的灵爽依旧；仍为汪氏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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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徽商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晋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注重的是契约关系。
② 嘉庆《黟县塞》卷三《风俗》。
③ 参见拙著：《论徽商与封建家族势力》，《研究》1986年第2期。
汪氏聚会远不止一年三次的祭祀活动。《志略·祭仪·祭费》指出：“除每年由师陶经手在贤师堂祠产项下拨助拾元，又子健捐助拾元，斐卿捐助二元外，余无的款由寓浙宗人聚餐月会余资储积补助。”可见，在汪氏族人之间还有“聚餐月会”。每月聚会一次。在觥筹交错之间，在浓浓的亲情，乡情氛围里，族人们互通信息，一旦有事便互济互助，实现跨行业的合作。我们知道，会馆、商会和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在跨行业组织这一特征上是相同的。商会在跨行业这一特征上是内涵最小，外延最大；会馆次之，而商人的宗族组织，内涵最大，外延却最小．这一演变曲线正说明抗战前夕社会动荡，法制窳败，徽商不得不把商业信用收缩到宗族与地域圈子。1927年前，新兴的商会把各业商人最大限度地整合在一起，以商业法规将融资、信息、交易、贩运的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将商业利润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显然与1927年前相比，这是倒退，充分说明了传统社会结构即使在近代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近代以来，商人及其思想家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王韬)，“以商立国”(郑观应)、商人“是握四民之纲者”(薛福成)等的新观念，但是在传统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从来就投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是在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里，当着国家处于弱势时，商人才得以一层抱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强势国家对商会的限制和扼杀，迫使徽商不得不回归传统民间组织——宗族和同乡会。社团组织只是商人进入市场的工具，现代工具的失灵，传统工具的重操，这不仅是敬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商人的悲剧。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的这一段历史，为我们考察国家、民间社团、商人间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