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体制目标及其国际借鉴
转型是一个制度移植过程抑或是制度创新过程.应当如何看待经济转型过程中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之间的关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关系以及市场化与化的关系?以上问题是转型经济研究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此却一直存在着争论，须重新审视。
一、重新审视制度移植与制度内生的关系：制度变迁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
经济学家在如何认识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转型上迄今依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上。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的根本。因此，转型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进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以俄罗斯和两种转型模式为例，对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论证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型的推动力量。他们认为，经济转型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因而中国经济转型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型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这篇文章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间的争论。杨小凯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他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指出后发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绩效欠佳，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林毅夫则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后发劣势”的观点是在为前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作辩护的，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问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事实上，这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究竟把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照搬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的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其实质就在于如何认识制度移植与制度内生之间关系。俄国的O.T.博戈莫洛夫等（1998）认为，从转型实践来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实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激进式改革，试图通过全面引入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制度来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结果正如博戈莫洛夫和格林基娜指出的那样，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结构是一项比经济生活自由化更复杂的事情。如今东欧国家日益清楚地体会到，照搬一套制度是举手之劳的事，但要让它有效地运作起来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吸取别国的经验，要符合本国的情况。而即使是被公认为坚持独立自主，走先试验再推广的中国，其转型进程也并不是一个伴随现代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自发演变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过程，每当通过“国外引入”路径方式将外国很成功的经济组织形式或制度方式“移植”到国内后，在改革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偏差和“淮桔成枳”现象。周雪飞（2002）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归纳，认为中国在转型时期出现的“权力市场化”，以及股份制、证券市场的引入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规范、不到位、不合理、不完善都是“淮桔成枳”现象的具体体现。
经济转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整套价值观、法律框架和非市场制度中需要嵌入市场逻辑。然而这套体制的引入并不是移植发达国家的，而是一个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制度创新过程。在这方面，贾根良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不同境界的三个假说：第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其制度创新过程遵循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的路径，即先从技术引进和推进经济结构转变入手，同时采用新型产业组织并改革经济制度，只有当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累积性改进已达到相当程度，在这时，整体性的政治体制变革才势在必行。因此，休克疗法的宪政转型可能对长期发展不利。第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制度创新的第一种境界只能提供与其追赶对象不相上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具有“先行者劣势”，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后发优势，并反过来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第三，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经验说明，制度创新取决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与结构性制约条件交互作用的特定情境和脉络，制度创新的第三种境界就是能否意会性的和有目的地利用这些特定的情境与脉络，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二、重新审视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的关系：混合经济是经济转型的体制目标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一个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过程。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停留在对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比较研究上，重点研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化制度安排的原因以及各个制度安排自身的演进，而忽视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事实上，任何制度变迁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外在约束条件的限制。对转型国家而言，随着转型的逐步深化.各个国家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因而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系统的竞争日益突出，制度变迁演进过程就日益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制约以及相关国家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干预是在国际化的压力下逐渐加强的过程。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好转型过程中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之间的关系呢?
建立市场经济是经济转型的目标。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市场不应该被认为是在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环境下作出协调的一种唯一理想的和全世界通用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展现了其目标与手段的极大的多样性、互补性。而绝非单调、孤立。因此.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安排，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正是因为休克疗法的宪政转型否认制度变迁过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宪政转型的关键性影响，所以，这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从而预先排除了转型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说明，各个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这种多样性在市场和其他协作机制的制度安排下一起发挥作用的情况应予认真考虑。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与计划经济中存在着政府失灵一样，市场经济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失灵。所以，不论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还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都是必要且必需的。俄罗斯国家院院士博戈莫洛夫指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不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是市场浪漫主义初期的特点。这使社会生活出现了可怕的犯罪化趋势，产生了变形的、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并使国家的生产和科技潜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因此他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时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重复一种模式.而应该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既继承自身的优点，也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从这一点来看，混合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自二战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现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辅助的“混合经济”。因而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讨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应该探讨如何进行国家干预.提高干预的质量.这也就是萨缪尔森所说的“市场与政府的转移边界问题”。毫无疑问，根据“看不见的手”原理，市场机制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社会经济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外部影响和公共物品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失去了效率，不能再调节厂商和行业的生产，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市场失灵的存在正是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进行政府调节的主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度、不足都会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如何将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促进，则是国家制定各项政策措施来调节宏观经济管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而，对转型国家而言，能够替代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并不是放弃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政府和市场同样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在这当中，需要研究的并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的问题，而是应该讨论国家到底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
可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既没有形成终极意义上的市场机制，也没有存在过终极意义上的政府干预.没有市场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市场都是不可想象的。市场失灵为政府让出了作用空间，也正因为此，政府干预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对于处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背景不尽相同，市场化程度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还面临紧迫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任务，这意味着除了要弥补市场失灵外，更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弥补转型经济的内在缺陷（即“非正常失灵”），从而缓和与减轻体制转型给经济生活带来的摩擦和痛苦。也就是说.在目前市场化进程的初期阶段，政府不仅要履行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一般职能，而且因市场力量薄弱还必须承担特殊经济职能。这主要表现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博弈必然会造成观念转变、利益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冲突，引发社会混乱无序，需要政府对体制转型的模式、速度与力度等问题进行战略设计。
因此，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是内在统一于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转型之中的，两者都是推进经济转型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同时期其主要矛盾也不尽相同，而针对不同的矛盾，选用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应当不同。具体来讲，自发演进更侧重于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在制度创新的萌芽阶段时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当一项制度创新日趋成熟的时候.就需要认真总结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用国家干预的力量加以推广。这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表现尤为明显，在启动改革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只是感性地从改善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眼前生活需要方面考虑问题。在一步步地自发演进过程中经济机制与经济环境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及其适应逐渐到位，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而设计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水到渠成了。
应当强调的是，正是政府设计在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才使经济转型区别于16世纪开始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从经济逐步演化成市场经济过程，也区别于二战后开始的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全面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市场化运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曰趋激烈，对于处于市场化与现代化双重转变过程中的转型国家，政府没有对转型后期各项制度构建的设计.没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一再强调国家干预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是希望转型国家的政府能够充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自发演进过程中的优点，结合自身经济转型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政府设计的作用，避免市场经济自发演进过程中的不足，从而实现制度创新。
既然政府设计在经济转型中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就不能够忽视政治约束条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转型经验表明，对政治约束条件的忽视也是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强调改革的互补性，拒绝任何局部改革，因为局部改革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寻租的机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进行，然而事实上如果渐进改革的顺序正确，也即第一项改革不仅能够产生大多数人的收益，而且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关于未来改革的信息，这些大多数人就会有动力来进一步推进改革。因此如果改革的顺序适当，在改革当中就会不断地产生在改革中受益的利益集团来支持，如果不注意顺序，那么一开始造成的大量受害者就会阻碍改革，在这种动力效应下改革的互补性不再像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强调的那样绝对重要。
政治约束对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转型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形成、地位与格局上.对转型国家私有化的研究发现，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的私有化使其公司治理结构出现了所有权分散化、控制权集中化，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对经理等“内部人”的监督是十分重要的。转型国家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利用改革的动力效应，合理控制改革的速度以及先后实施的顺序，利用不断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打破政策瘫痪的僵局，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不断推进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化。
在处理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表现尤为不同。在前苏联及东欧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的剧烈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自此之后，在这些国家.尽管在社会的基本走向上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全是在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环境下进行的。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体断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林毅夫（1993）等曾对于“渐进式改革”的特征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即“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所进行的，这就保证了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的非激进性”。徐湘林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为重建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是以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的，其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渐进的改革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地脱离过去那种极具人格化色彩的、非制度化的、不稳定的体制特征。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渐进式政治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这是因为：首先，改革的发动者能够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领导权，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基础上，从容而又理性地选择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其次，它自觉地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力求化一次大震为若干次小震，尽量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因此比激进政治改革更容易实现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有机统一；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强调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结果对有关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将制度创新和解决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有机结合起来，避免改革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最后，渐进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政治转型成果更加巩固，改革方案建立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因而成功的把握会更大，改革的速度适应了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文化演进的速度，政治制度转型建立在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因而更加坚实可靠。中国渐进式政治改革还体现在中国的改革上。张建伟认为.中国法律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变法”模式由于充分注意到政治的交易成本，采取了一系列极富特色的改革策略.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现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政治经济过程。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说明：政治过程在短期内是影响法律改革绩效的关键变量，治国者要想使转型成为一个平滑、连续的过程，就必须注意在改革的每一步尽量减少政治交易成本，力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平衡的”。
当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法治是正确处理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的关键。正如钱颖一所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只关注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关联，却尚未充分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联系。毋庸置疑，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法治是更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市场经济是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交易经济，但是，它是不会“自我维持”的。近年来.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和经济转型的影响正在成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在这方面，钱颖一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市场、政府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虽然它十分重要。还应该看到供给与需求背后激励和约束的机制，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人们在生产和创新方面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它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而法治就是这种约束机制的重要体现.在钱颖一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起到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如果没有法治的这两个经济作用为制度保障，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率运作.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是可持续的，因而，法治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制度基础。四、转型国家应当如何处理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尽管转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型道路，形成了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多样性却是内在地统一于对现代化的诉求之中的。长期以来，理论界在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一种是单线论，认为后进国家仍然处在的社会发展阶段正是先进国家所曾经经历过的，二者之间的差异只是进程中的先后与快慢而已。因此后进国家必须在制度上仿效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走出“贫穷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起飞。当前对转型经济研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正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由于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大多是在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展开分析的，这使得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缺陷，以及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只有通过采取进一步市场化的方法才能最终得以解决。这实际上是将市场化与现代化割裂开来，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市场化，转型国家应当先推行市场化.当体制转变完成以后再推进现代化。然而从宏观历史来看，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整齐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因此与单线论相对应，理论界在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上还存在着多线论。即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先进与后进、发达与不发达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来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只是由一个发展目标转向另一个发展目标，因而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可以继续沿用原有的渐序发展方式：而对欠发达国家来说，它一方面面对的是双重发展目标和任务，而另一方面却拥有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平台。因此它没有必要必须选择渐序发展方式，而可以在协调和融合这两个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走出一条与发达国家并不完全一致的发展轨迹。按照这种观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与现代化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经济转型事实上包括市场化和现代化两重含义，市场化只是转型国家经济转型初期的首要任务，即转型初期各种市场机制的构建，它更侧重于体制转变：而到了经济转型后期，转型国家需要面对的是现代化问题，即各种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进一步的经济结构的升级，它更侧重于经济发展。在转型国家中，虽然体制转变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但是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转型国家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与现代化相关联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渐取代体制转变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这说明.市场化并不是经济转型的唯一任务，转型只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国家更要在完成市场化的同时推进其现代化进程。
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正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与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移植过程.而是一个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政府干预应当在国际化视野下逐渐加强，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发挥政府设计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