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国追求GDP增长的代价
我国从1985年开始按照联合国推荐的1968年版SNA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GDP核算，至今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由于我国把GDP增长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最主要评价指标，追求GDP增长成为我同的首要目标，而我国的GDP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从1985年的896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但是，回过头来看一看，20多年来我国追求GDP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
一、代价之一：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
一般认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对应、居民收人增加且收入差距适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等是其中的三个基本方面。追求GDP增长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上述三个基本方面的质量，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
（一）追求GDP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对应
目前，经济学家们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都把固定资本存量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社会财富能否有效增长，不仅取决于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大小，还取决于其质量的高低。如果固定资本的质量不高，没有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多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一国的社会财富。由于GDP只能反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大小，不能描述其质量，而追求GDP增长是指GDP数量的增长（完全可以不管GDP的质量），因而在追求GDP增长的过程中，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并不总是相对应的。
（二）追求GDP增长容易产生较大的收入差距
我们知道，通过原始分配，GDP被转化为居民、、国家的原始收入。居民在得到原始分配的收入后，还会得到单位支付的利息，参与股份单位的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同时也要向政府缴纳所得税，社会保障金，还会发生一些相互馈赠、捐助和强制性的转移支出等，经过这样的再次分配后才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由此不难看出，追求GDP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居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压力下，国家或政府必须努力调动居民、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和潜能，因而默许、鼓励、助长居民、企业和事业单位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权势等各种优势条件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收入，这样势必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大－－这是我国20多年来追求GDP增长的现实结果之一。也就是说，追求GDP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但同时会加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追求GDP增长势必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
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粗放型和集约型。前者是靠增加投入、扩大规模来达到经济增长；后者则靠提高效率和质量来实现经济增长。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优化是指整个社会更多地依靠提高效率和质量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比，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更多、更高、更难的实现条件，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因此，为了达到GDP的近期增长目标，各级政府主动推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正是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发生根本转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试想，既然GDP核算不能把销售不出的积压品与适销对路的产品分别对待，甚至还把保存积压产品的仓储费也计入GDP中，那么，仅仅为了增加GDP，还有必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吗?这也就意味着追求GDP增长势必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
二、代价之二：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石被侵蚀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综合本国经济因素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不至于因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一国经济受到打击和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经济危机。20多年来片面追求GDP增长，使得我国经济安全的相关基石逐步受到侵蚀。
（一）自主发展基石被侵蚀
在经济领域，充足的内需是一个大国的立国之本。主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构成一个我国经济安全的自主发展基石。20多年来为了实现GDP的高速增长，我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鼓励居民或企事业单位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收入，造成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少数人有购买能力无购买欲望，多数人有购买欲望而无购买能力的两难困境。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刺激内需的扩大，但内需始终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依靠外需就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据统计，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目前已突破50%，有的统计甚至认为在60%以上。也就是说，我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上靠进出口来拉动。对外贸易依存度如此之高，意味着我国经济更多地、更深地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国际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必然影响到我国经济，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民族经济基石被侵蚀
国家经济竞争力只能由其民族经济竞争力所组成及支撑。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民族经济，没有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众多民族企业，该国经济就容易受制于外国投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其经济竞争力就会变弱小，甚或基本为零。强大的民族经济与民族企业形成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民族经济基石。
20多年来为了追求GDP增长，我国出台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引进外资固然实现了GDP的增长，但也严重挤压了民族经济与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一方面，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灵活运用并购等多种手段，向众多领域和行业渗透，并且在这些领域和行业已经或正在“制造”新的垄断，阻碍我国民族经济相民族企业在这些领域和行业的加入或发展。如在外资进入较早的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已不仅仅是向单独的企业投资，而是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阶段的产品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进行横向产业链式的投资（从而控制整个产业链），或是对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纵向或系统性的投资（从而控带）整个产业系统）。另一方面，我国民族企业在国内受到不平等待遇一一由于重视引进外资，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外资企业，民族企业在银行贷款、政策扶持、服务保障等各方面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如外资企业。
国家安全的空间布局基石是指一国的生产力布局在空间范围内具有合理性，包括社会资源空间配置的高效率和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性。社会资源空间配置的低效率不仅使得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而且使生产力布局的空间层次变得混乱。而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不仅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加剧产业内的竞争程度，浪费大量资源，进而造成效益低下与缺乏竞争力，而且致使区际产业分工弱化，阻碍分工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极不利于产业的区域转移和各地区产业结构的正常转换。
20多年来，由于将GDP增长率与吸引外资的数量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衡量指标，因而导致地方政府之间追求GDP增长的恶性竞争，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不甚合理，逐步侵蚀着我国经济安全的空间布局基础。一方面，地方政府往，住以种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和外地大企业来本地落户，而这些企业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会将资金投向招商引资条件最优惠的地区，而不是投向空间资源禀赋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这就降低了社会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热衷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如在产业层次上，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极为相似，有数据显示，我国中部与东部、中部与西部产业结构相似率分别为93.5%和97.9%；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各省区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率也在90%以上。
三、代价之三：我国可持续的基础遭削弱
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和重视，并逐步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资源持续能力的基础上，GDP不承认生态价值和环境容量的核算原则，使得追求GDP增长容易损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资源基础遭削弱
在GDP的核算中，要扣除中间投入，但作为社会再生产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在GDP的中并未计算其消耗或折旧费用，这就使自然资源的价值和损失并未在GDP中得到任何反映。GDP的这样一种核算原则，自然会造成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滥用和不合理使用，因而会影响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
20多年来，伴随着GDP的增长，我国的自然资源损耗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纷纷开设开发区，造成我国耕地数量的减少，仅1997～2003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违规竞争，尤其是以低价转让土地使用权，造成我国土地资源的长期损失。
（二）生态环境基础遭削弱
人类的经济活动分为两类：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GDP核算的范围取决于生产活动的划分，但GDP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活动并不完全都属于生产性活动；大多数生产活动既具有生产性又具有破坏性（破坏生态，造成环境污染），区别只在于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强弱不同。在GDP的核算中只核算了生产活动的生产性，未反映生产活动的破坏性－－生态成本与环境损失并未从GDP中加以扣除。这种核算原则使人类不加限制地砍伐森林，向环境排放各种污染物，在客观上削弱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
我国追求GDP增长的20多年，也是我国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时期。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数据：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土地数量的减少促成了土地利用强度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的4／5；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三）人力资源基础遭削弱
为了体现“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世界银行于1995年9月在题为《监督环境进展－－关于工作进展的报告》中推出了一套新的计算国民财富的指标体系，即：一国的总财富=创造的财富+人力资源+自然资产。
这一体系揭示了人力资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人力资源是指通过人类自身再生产以及和技术培训等产生的人的体力和能力。人力资源既非实物资源，又非资源和技术资源，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人自身健康状况、知识水平、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等决定了人力资源的质量，而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是作为可持续发展基础的人力资源的实质所在。
GDP的核算原则和方法并不必然指向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如人的身体状况欠佳，生病了，应表明人力资源质量较差，但生病后的和护理等活动却带来GDP的增长。又如GDP核算将坏的生产成果（对人类健康有害的香烟）也计入GDP的增长，而坏的生产成果有损人的健康，从而降低人力资源质量。
再从我国20多年来追求GDP增长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政府更重视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而用于教育、科技研发和知识普及的投入比例偏低；另一方面，外商在我国投资看中的是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根本无意于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显得薄弱。如许多新兴领域在严重缺乏合格劳动力的同时又有大量劳动力因素质不达要求而被闲置。又如大量小企业由于缺乏合格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导致无法通过完善管理和技术进步来减少污染，在小企业效率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导致要么为保护环境而关闭企业，要么为维持企业而损害环境的困境。
四、结语
20多年来，为了追求GDP的增长，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我们应当正视和重视20多年来我国追求GDP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我们要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目标，应辅之以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发展效益等目标，甚至以发展顷量、发展效率、发展效益等目标为重点；另一方面，我们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弥补这些代价，从而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基础，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使我国经济可以高效、持续、稳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