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探求“天京之变”的历史真相
公元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不断取得对满清政权的胜利，并向全国范围推进之时，在天京却爆发了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之变”事件。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
我们若对太平天国的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谋取最高权力，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令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正是其主要动因。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种山烧碳为业”的贫苦农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冯云山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由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由于其出色的组织才能，迅速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
1851年1月11日，杨秀清和洪秀全等，组织发动了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2月，晋爵东王，称“九千岁”，其他诸王皆受其“节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从此他“众权独揽”，“一切专擅”，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最高负责人。史载，彼时庞大的东王府，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议，然后再启奏天王，而天王无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王与东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日趋激化。
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亦“积怨甚多。”北王韦昌辉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
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这“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中，盖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之事件引发。
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于1856年的“天京之变”。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甚为有利：3月，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4月，陈玉成率兵援救镇江，与守军内外夹击，大破清军，镇江解围。同月，太平军由镇江渡江，直指扬州，清“江北大营”望风而逃，太平军再克扬州。6月，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向荣部败退丹阳，天京解围。
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呈白热化之势。
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亲率3000部众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翌日凌晨，韦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极其家属全部杀戮，随后血洗京城。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之变”中，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
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权力斗争之渊源，则应追溯于数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重要领导人冯云山，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正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迅，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困境。同年4月，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众心。俟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区，不得已确认了杨秀清拥有“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也许，在洪秀全看来，杨秀清当时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种聚合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因为，在1848年10月，萧朝贵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同样，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过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参加广州科举，得病回家。卧病四十余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满清政权）。就是说，在1851年底以前，无论是杨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还是萧朝贵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了《封五王诏书》。其诏书云：“……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至此，东王杨秀清已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
1852年5月，太平军北向攻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6月因伤重牺牲。同年10月，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此时，五王已去二王，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扶摇直上，大有压倒天王洪秀全之势。洪秀全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为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实质是为了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他惟有暂且“忍辱负重”而求时变？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同年三，四月间，清钦差大臣向荣与琦善，分别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扬州城外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目的是进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兵西征，目的是夺取天京上游安庆，九江，武昌三据点。
就在太平天国的事业达到高潮之时，同年12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权责洪秀全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发生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为了安定众心，共同对清斗争的话，那么，此时则无疑是他对洪秀全最高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于是，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听圣旨。无庸置疑，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是未雨绸缪。
对杨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个人权威思想日益膨胀。所以，当他运用“天父下凡”来处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和事务时，这种方式显然就成了他追求个人权力，地位的工具。
综观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可知，权力崇拜欲，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因为，谁占有权力资源，便“富”且“贵”焉。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传统的中国文化乃是农业社会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即以君王为自尊无上的封建专政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乃是政教合一之政体。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称他和耶稣同一天登位为天国之主）；上，他则是国君，称“万岁”。因此，身居东王高位，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政治上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这二元化之奇特现象，显然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截然对立。
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专制观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
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先看以下几则材料。
据王定安《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罗敦融《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
综合以上几条材料，虽然在细节上并非都可以相信，但我以为，大体上可以看出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的大致情况。不过，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天平天国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诏有关内容的记载，因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是“不符合事实，不可靠的”。据此，亦有韦昌辉伪造天王密诏一说。
其实，有关“天京之变”的真相，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为，虽然“天王密诏”内容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高级领导人留下的材料中，没有相应的记录，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为既然是密诏，无疑属于最核心机密，对外也无必要正式宣布。同样，韦昌辉奉有密诏，当然以秘密回京，发动突袭为宜。
我们再具体地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是若洪秀全无诛杨密诏，恐怕韦昌辉也无此胆量。切记，当韦昌辉率部闯入东王府之时，乃是“理直气壮”地“大呼奉诏讨贼”。再则，如无天王密诏，洪秀全为何始终未出来澄清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后洪秀全曾遣人谕韦昌辉曰：“我本无杀渠意。”看来，洪秀全的确给韦昌辉下达过密诏。
二是韦昌辉既然是奉天王密诏勤王，不诛杀杨秀清，又何来勤王之举？因为从上看，历代发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为代价。
三是尽管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但他对于所谓“矫诏”大罪则闭口不提。
四是对“天京之变”发生的前兆或曰蛛丝马迹，洪秀全岂会充耳不闻？事实上，他采取了听之任之，不予制止的态度。对此有人认为，洪秀全是无力制止。理由是他虽贵为天王，却不能直接指挥太平军，更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所以他对韦昌辉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洪秀全不是无力制止，而是制止不力。或曰他不是无法制止，而是没有制止。问题的关键是，洪秀全极有可能在暗中操纵了这场阴谋（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中就记载天王的妻子赖氏曾设计除东王一事）。
最后的结论是：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假借韦昌辉之手诛杀杨秀清，而后又杀韦以灭口。是故，洪秀全实为“天京之变”之罪魁！
史载：
1856年11月，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12月，太平军溃败于武昌，汉阳失守。
1857年6月，石达开率兵十万，离开天京。7月，清重建“江南大营”，进犯天京。12月，镇江，瓜州，浦口失陷，天京被围。
1864年5月，太平天国之江，浙重要城镇尽失，天京孤立无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7月19日，天京失陷，天平天国覆亡。
总而论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之事件，为我们探求“天京之变”的真相，无疑提供了某些历史依据。
如果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洪，杨之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线，那么，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杨而导致的“天京之变”血案，不仅意味着洪，杨，韦权力三角关系的彻底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变衰，最终走向了覆亡之路。
或曰：“权力腐败人心。”“绝对权力而失天下。”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