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研究综述
《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是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代表作，获1999年世界学会图书奖头奖。其中心观点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此论一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震撼。褒贬不一，见仁见智。在此，我作了一个简要综述，以备研究者查考。
一、学术界关于《白银资本》的整体研究状况
《白银资本》[1]的发表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更震惊了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层面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讨章有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我读〈白银资本〉》（）；《再谈如何看待〈白银资本〉》（）；刘禾《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质疑徐友渔的“质疑”》（）；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琼岛整理《贡德·弗兰克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思再整理《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卫斯《〈白银资本〉导读》（）；程群《〈白银资本〉：问题与挑战》（编译）（《外国社会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一部严肃而有益的世界经济史著作》（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罗翠芳《改变历史的固定思维——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光磊《重归东方：弗兰克和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读书》2001年第2期）；江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侯旭东《跨学科交流：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陈平：《历史佯谬、理论猜测和定量方法——从“李约瑟问题”和〈白银资本〉谈起》（）；周立红《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孙捷《白银资本与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评〈白银资本〉》（《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5期）；赵凌雲《历史视角的反转：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世界经济体系史观”》（《中华儿女(海外版)》2002年第9期）；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安然《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自我否定——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姜锡东《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传利《中国在1500年至1800年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吗?——〈白银资本〉读后》（《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何爱国《亚洲的路灯，还是欧洲的路灯？——试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论战》（盛邦和、井上聪主编：《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黄一映《“世界——体系”，还是“世界体系”?——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三只眼睛看“李约瑟难题”——评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王钱国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版）；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赵凌云《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长江日报·求知》2004年4月30日）；王毅《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 ——由“权力经济”的死结看〈白银资本〉对中国社会臆释之误》（）；《欧洲站在谁的肩上崛起》（）；《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等。
学术界对《白银资本》的评价见仁见智，以下我从基本缺陷和合理内核两个方面来整术界的的基本观点。
二、从基本缺陷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主要从《白银资本》对东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方面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开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高度决定论的说明，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作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难以确定的，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尤其如此。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2]
弗雷德·斯皮尔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欧洲发展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弗兰克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有几点是有争议的。其一，弗兰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概念漏洞颇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弗兰克强调公元1500年以来的单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体系在任何地方的后果都一样。例如，尽管都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的一部分，但1999年秘鲁的经济陷入停滞，而荷兰的经济仍在发展。我认为经济上的宏观体系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其二，弗兰克不愿意承认公元1800年以前欧洲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人摧毁了美洲的全部帝国，征服了整个美洲，同时俄罗斯帝国也扩张到中亚。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据点。这些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干的。此外，欧洲科技确实有了新的实质进步。我认为，弗兰克过大地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其三，弗兰克依赖其他学者的著作，缺乏对艰苦的历史学技艺的亲身体验，这可能是弗兰克弱点产生的主要原因。[3]
王家范从经验事实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批评。其一，王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己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推翻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其二，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政治、金融、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4]
陈燕谷认为，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16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16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5]
刘北成认为，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6]
秦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对弗兰克的“贸易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理论硬伤”）和“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理论困境”）作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本典型的刺猬（指思想家）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本书是缺乏说服力的。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这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这种前提取决于给定的制度背景。弗兰克的这本书没有考虑这一点。照我看，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弗兰克写作此书，不是出于考据的爱好而是出于历史观的冲动。他的历史观之最大特点，姑且归纳为“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它一方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弗兰克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想解释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7]
刘志伟严厉质疑《白银资本》的“白银效应”理论。他认为，《白银资本》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 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 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8]
徐友渔对《白银资本》的史料缺陷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9]
何维保对弗兰克的长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三个方面展开批评。其一，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其二，弗兰克以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其三，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10]
李根蟠对《白银资本》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11]
江华对《白银资本》的极端反“欧洲中心论”、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严重缺陷、没有慎重使用康德拉捷夫长波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弗兰克将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次，弗兰克以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50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总之，《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12]
王国斌从《白银资本》提供的长远的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方面对它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意识到商业的成长，他们却依然寻找使中国的与欧洲的发展迎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彼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作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作出一个论证。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1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伯特·伯格森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波梅兰茨（彭慕兰）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哈班斯·穆克希亚在《印度快报》撰文认为，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克·古迪认为，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马克·塞尔登认为这是一部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在《政治家》评论道，《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14]
李伯重从西方学术走向和创新思维的角度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15]
陈燕谷主要从历史的联系性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对《白银资本》作了认可。他认为，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16]
刘北成从《白银资本》的“三个支柱”对弗兰克“重构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和“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17]
樊树志主要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亚洲（中国）停滞论”的角度作了认同。他认为，在弗兰克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如此，弗兰克还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创造性地指出，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不论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18]
叶坦从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角度予以肯定，他认为，无论此书为其庞大架构而在史料的运用（基本为二手材料，且大抵未用中国学者的成果）乃至论点上有多么“千疮百孔”，但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史问题，以一种“全球视野”关照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综括近年来西方学者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众多成果，试图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连根有错；甚至在人们“习惯的”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方面，给出了探讨新的可能的路径，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以往许多似成“定论”，如此等等，都需要读一读此书，即所谓“你可以褒可以贬，却不能绕过”。如果说“破”还容易的话，“立”更要难得多，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或哪个，但拿出一套新的、有说服力的东西却太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银资本》作出了尝试，有可能提示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也应注意，作者虽属西方非主流学者且多有新论，但实际上并未能改变西方学者的习惯思维或话语方式，且关键章节如“西方为什么能够胜出”等并不能充分而有力，而且这样的薄弱应看作是结构性而非技术性的。此书或还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理路，即改变研究的“正确”结论只有一种的“习惯”。同一具体历史事件，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或相同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而置具体史事于其所处之整体世界格局和自身发展的时序脉路，从而作从“树”到“林”再反观“树”的研究，以达“宏微相济”（并非作者已做到，他的大架构和许多论点能引起人们争论，价值可能也在此）。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学识、功力（不讲勤怠）以及学科局限，使得“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的要求可能永难做好，却也不能不做。[19]
叶书宗主要从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缘于作者在反诘欧洲中心论时，提出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我并不赞同《白银资本》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但是阅读此书也同样被震动，因为它敲碎我单一的思维定势，启发我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20]
刘禾从视野、理论、方法、史料方面对《白银资本》做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白银资本》一书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失当来评判。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21]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22]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白银资本》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键不在第一手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的研究，且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九十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23]
汪晖联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宋朝资本主义”理论从发掘“亚洲现代性”的角度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评论。他说，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论述：“亚洲自己早就有一个自己的近代”，他提出的假说叫“宋朝资本主义”，认为在十世纪北宋建立的时候，以中国为中心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早于欧洲。同样，朝鲜的十四世纪，日本的十七世纪，基本上构成了亚洲的近代叙述。自所以说十世纪是亚洲的近代，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从唐末开始，贵族制度开始瓦解，第二个理由是，唐之后五代十国的冲突中，这些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所以宋朝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的民族国家或者准民族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他认为成熟的郡县制国家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他把看成是民族主义学说。第三，他强调运河在贸易和连接内地和海洋中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海发现的古船也证实了那时的海上贸易是非常发达的。显然，他关于宋朝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欧洲的。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些特征都没有消失。他有一个逻辑结论：“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他的观点在弗兰克的最新著作《白银资本》中获得了回响。但是实证研究到底能不能解说近代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24]陈晓明同样从发掘现代性起源的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他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对现代性起源于东方提出大胆推论。随后还有波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对西方文明的源头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源头克里特岛的米洛斯文明，受古代非洲、亚洲文明的影响相当严重。既然其文明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至少它就不能看作单纯的西方文明。由此也可以推论后来的现代性起源之内在动力，也未必是单纯西方文明的功劳。[25]
卫斯主要从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野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却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26]
何维保主要从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质疑、对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的质疑诸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第二，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弗兰克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第三，弗兰克还认为，“原始资本主义”、“原工业化”、“半封建主义”及“原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术语缺乏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州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弗兰克认为当前世界史领域流行的一套学术范畴实际是带有很强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它歪曲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它必须被抛弃，而用一套新的学术范畴和分析架构取而代之。弗兰克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27]
江华主要从世界历史重构、反“欧洲中心论”等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无论如何，《白银资本》也算得上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一部力作。《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白银资本》重构了1400 ——1800年的世界体系。其次，《白银资本》对走出欧洲中心史观又迈出一大步。再次，《白银资本》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28]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全球学”，或者说“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总体史观”，尤其是指“世界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历史分析与思考的结合、模型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得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结论（在1400——1800年东亚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社会科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等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一定的肯定；而对其中的五千年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纯经济分析方法（缺乏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极端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坚决否认所谓“欧洲特殊性”）、史料的运用（以二手文献为主）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与其把《白银资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倒不如把它看作经济发展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因此，《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将会随着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深入探讨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1] 关于《白银资本》，有关的书评可《读书》、《青年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一些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较集中的讨论，学术期刊如《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月刊》等；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等。
[2] 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 思再：《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原文参考英刊《国际社会史评论》总第45卷第2期（2000年8月号）。
[4] 参考王家范：《解读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该文对《白银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也极为深刻的剖析。作者是从历史事实与理论思辩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
[5] 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 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7] 参考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
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8] 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
[9] 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
[10] 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11] 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
[12] 江华：《〈白银资木——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2001年第3期。
[13] 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4] 参考《书评摘要》，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5] 转引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6] 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7] 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8] 参考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
[19] 叶坦：《关于〈白银资本〉》，参考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20] 参考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
[21] 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
[22] 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或见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http://www.cul-studies.com/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3] 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http://www.cul-studies.com/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4] 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 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207.htm该文是 2001年12月28日汪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07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由高飞整理成文。
[25] 陈晓明：《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http://www.eduww.com/lilc/go.asp?id=1339
[26] 卫斯：《〈白银资本〉导读》，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
[27] 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28] 江华：《〈白银资木—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