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方法综述

        四、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的关系研究
　　
　　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早期研究没有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关联，如Ｉｎ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Ｆｒａｚｉｅｒ （１９８０）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ｇｇｉ （１９８２），Ｗｉｓｅｍａｎ （１９８２），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ｌｅｙ （１９９０）等。后期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存在负相关关系或正相关关系。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Ｐ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２）发现环境业绩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则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业绩呈显著正相关。Ｃｈｏ，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Ｐａｔｔｅｎ （２０１０） 研究发现环境业绩差的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的语言和口气上更“乐观”但更“不确定”。
　　国外文献对环境业绩的衡量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关机构发布的公司环境业绩评级，最常用的是美国环境优先权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简称ＣＥＰ）发布的评级榜，将公司环境业绩分为优、混合、差3级。Ｉｎｇｒａｍ ＆ Ｆｒａｚｉｅｒ（１９８０），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Ｗａｓｌｅｙ（１９９０），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等采用的都是ＣＥＰ评级。由于ＣＥＰ评级对于不同行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不同，并且其追踪的公司比较少，限制了其在跨行业研究中的应用。后期研究使用另一类方法，以有毒物排放量或其回收利用率为基础评价公司环境业绩。Ｐ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２）使用销售额标准化的ＴＲＩ（Tｏｘｉｃｓ Rｅｌｅａｓｅ Iｎｖｅｎｔｏｒｙ）数据作为环境业绩指标；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以回收利用的废物占总排放废物百分比衡量环境业绩；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采用已处理或循环利用的有毒废物量占有毒废物总量百分比，以及有毒废物排放总量与销售收入比率两个指标衡量环境业绩。
　　
　　五、分析与启示
　　
　　近年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渠道从传统的年报发展到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等独立报告，以及公司网站和新闻媒体等。环境信息披露程度研究从关注数量到关注质量，再到关注披露的语言和口气。环境业绩的衡量方法从外部机构评级到有毒物及其回收率等数量指标，更加客观和细化。比较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才刚刚起步，亟需环保部、证监会、财政部等联手制定相关规范引导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此外，企业污染物排放相关数据库也亟待开发。
　　
　　主要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Ｃｈｏ， Ｒｏｂｉｎ Ｗ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Ｄｅｎｎｉｓ Ｍ Ｐａ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Ｕ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３５（４）：４３１－４４３．
　　［２］Ｊａｍｅｓ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Ｓｕｒｅｓｈ Ｃｕｇａｎｅｓａｎ， Ｌｅａｎｎｅ Ｗ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Sｐｅｃｉｆｉｃ S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E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R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０８，３２（1）：１－１５.
　　［３］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Ａ 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Ｋ 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ＩＩ． Ｔｈｅ R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E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D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E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P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Eｃｏｎｏｍｉｃ P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A S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E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A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４，２９（5/6）：４４７－４７１.
　　［４］何丽梅，侯涛．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０， ２０（８）： ９９－１０４．
　　［５］沈洪涛，程辉，袁子琪．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年报还是独立报告？［Ｊ］．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６）：５－１２．
　　［６］肖淑芳，胡伟．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研究［Ｊ］．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６（５）：６９－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