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叶德辉对目录学的贡献

　　[摘 要]叶德辉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史学者、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及刻书家。为此，对有关其目录学的主要著作、版本目录学及校勘学逐一剖析，指出其创新目录学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目录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叶德辉；目录学；校勘学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史部主事，不久即乞养归里，藏书、刻书、著书，从事版本目录学、史学和文字学研究，“舟车出入，以《说文解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书自随^[1]”。叶德辉虽在政治上表现得比较保守，但在学术上却颇有成就。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指出叶德辉“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辞，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叶德辉又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他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著述颇多。主要目录学著作有《藏书十约》《书林清话》及书目《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并校刻古代稀见书目15种、成《观古堂书目丛刻》。
　　
　　1 目录学
　　1.1 目录学著作
　　1.1.1 《藏书十约》^[2]。《藏书十约》是一部关于藏书的著作。在此著作的《鉴别》。篇中强调了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在《题跋》篇则论述了题跋(实即提要)编写体例，一为陈述性的，论其著述之指要，考抄刻之源流，以及撰人时代，仕履及成书年代，书中大略等；一为论辩性的，分析一书之是非，作者之得失。《观古堂书目》和《郋园读书志》是他的藏书目录和题跋汇编。前者著录了他“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搜集的图书4?000余种，逾10万卷；后者“于作者宗旨，刻板源流，言之详尽”。其代表作是《书林清话》。
　　1.1.2 《书林清话》^[3]。《书林清话》是其目录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他认为：目录学不仅是治学的钥匙，还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史料宝库，于是，他以我国公私目录为主要史料，以书史为研究对象，为古典目录的利用和研究，进行了大胆创新。以笔记体裁总结了中国清代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成果，对书册制度、雕版源流、历代刻抄、版本沿革，乃至刻书材料、工价、装订、贩售、收藏、著录等，皆能广罗资料，详述原委，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版本目录学专著。缪荃孙称其“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穿，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抄，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侯，如指诸掌”“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书林清话》当然也有很多不足和失误，但它在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应该肯定的。
　　1.1.3 《观古堂藏书目录》^[4]。《观古堂藏书目录》计经部十二类：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尔雅、石经、经解、小学、纬候；史部十二类：正史、编年、注历、霸史、杂史、杂传、政书、地理、谱系、薄录、金石、史评；子部十五类：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小说、兵书、数术、方技、艺术、(序文中称十五类，实为十四类。仅在小说家类下分为：小说家记载注属，小说家类述异之属)；集部六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词、曲。叶德辉著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不仅类目有所变动，而且敢于批判，其不循古制，不泥传统，这在清末学者中，是有独到之处的。
　　1.2 版本目录学
　　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的造诣颇深，影响深远的著作也颇为丰富，主要著作包括《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评其师的版本目录学地位说：“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杨树达出于叶德辉门下，其言辞固有过誉之嫌，但大体亦颇得当。谢国桢评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时指出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5]。谢国桢的简短评论是中肯公允的。通过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等版本目录学著作，我们发现叶德辉并非佞宋嗜元之辈。通过《观古堂藏书目》和《郋园读书志》，我们发现其观古堂所藏明清善刻居多，这和清代藏书家汲汲于宋元旧椠的追求的倾向背道而驰^[6]。在叶德辉看来，一向为清代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所忽视的明刻和清刻，其中实不乏珍品。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和卷九《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指出明刻和清刻无论从内容和书品来说都不会比宋元刻本逊色，有些甚至凌驾宋元刻本之上。他在《郋园读书志》中又指出清刻所以从内容和书品来说都不逊于宋元刻本，是由于自康雍乾嘉以来，“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追天水”。叶德辉虽重视明清善刻的收藏，但对宋元旧椠也不存反感，所重是在其艺术价值，对其内容的“权威性”则持保留的态度，这可从《书林清话》中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卷十《宋刻书多讹舛》两则讨论中看出。基于这种认识，叶德辉在校书仍保持一种不轻信古本的态度。例如叶德辉比较宋严州刻小字本和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后发现两刻“十有八、九相合”，然“严州本多讹字”，后者“无之”。叶德辉在该跋中一一列明严州本的讹误，最后得出徐本胜于严州本的结论。
　　1.3 校勘之功
　　叶德辉说：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人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若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食，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由于对校勘的重要性与益处的正确认识，叶德辉非常重视藏书的校勘工作。因此，当叶德辉“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且“比勘之后，必有记述题跋”，可见其对于藏书校勘的工作从不懈怠。校勘的方法有两种：“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求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死校”有人称之为“求古”，如宋元旧本，一一复写，虽有谬误，亦必沿袭，以存其真。顾广圻、黄丕烈所刻之书便是运用此法校勘以存其真。“活校”即所谓“求是”法，“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文、孙星衍所刻之书便是采用此法校勘，以求其是。此二法，叶德辉以为：“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但有学者认为，“活校”若运用不当，极有可能变成乱改古书，不仅无法“求是”，反致“求误”，用者不可不慎。较妥当之法是保存原文，另写注解和校勘记说明理由，如此才比较周全合理。叶德辉校勘古籍之功力，实不逊于其版本目录学。在他所撰写的题跋中，评论优劣，参校异同，有很多地方是牵涉到校勘的，可供后人参考。叶德辉在跋明崇祯癸酉赵宦光仿宋刻本《玉台新咏》十卷中指出：“凡明仿宋刻本之可贵者，贵其存宋版旧式也。宋版书之可贵者，贵其多通人所校，不轻妄改古本也。”通过这一段话，说明叶德辉校书时抱持不轻改古本的原则，这是叶德辉“死校”法的具体体现。从叶德辉的校记中，可发现“活校”法也经常为其所采用。如校《仪礼》十七卷：“此为明嘉靖刻三礼之一，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士礼居曾刻其《周礼》一种，颇多讹舛，因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叶德辉在这里是以宋本《仪礼》来校勘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十七卷。由于士礼居所刻《周礼》一种“颇多讹舛”，乃“以宋董氏集古堂本为主，更以各种宋本校正之”，这是叶德辉“活校”法的具体实践。由于叶德辉对校勘的益处有着正确的认识，故而能勤于对藏书进行校勘的工作，这些工作也间接地提高了其藏书的质量，其校勘的方法与态度，至今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