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小缘的公共图书馆观念比较

　　[摘 要]本文从新图书馆运动时期，梁启超关于群众图书馆的建设的演说和李小缘对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著作谈起，分析比较了两人对兴建当时中国的公共图书馆的不同观念和认识。通过对梁启超图书馆思想的回顾和总结，从理论立场和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两个方面比较了两人在公共图书馆思想领域上存在差异的表现及原因。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梁启超；李小缘
　　
　　1 具有差异的李小缘和梁启超的公共图书馆观念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李小缘的《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一文“也许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对公共图书馆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的研究论文，它同时也是当时对藏书楼思想进行最为激烈批评的论文”^[1]。李小缘先生从“静”“贵族式保存”、“设在山林”“官府办的”“注重学术著作”“文化结晶的机关”等几个方面批评了藏书楼，认为建立于清末民初的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等也不例外。从李小缘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六大意义的阐述可以看出，李小缘赞同以自由和公共为特征的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并且认为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分别，不在于公立与否，而在于是否做到了“平民式贵致用”。
　　同一时代，梁启超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发表演说，从图书馆的两个要素——读者和读物对群众图书馆发表了看法。梁启超认为，美国的读者是识字的读者，有着阅读的需求，著作者自然会供给读者，因此美国群众图书馆读物丰富，图书馆成效显著，而中国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在社会上是少数，“至于其他一般人，上而管理及商家，下而板夫走卒，以致妇女儿童等，他们绝不感有图书馆之必要，总有完美的图书馆，也没有法儿请他们踏到馆的门限”。因此，群众图书馆很可能成为摆设。另一方面，从读物来谈，能适应群众要求的恐怕是《施公案》《礼拜六》等。梁启超认为这类读物没有提倡的必要，若要让他推荐读物，梁启超则曰：“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因此，梁启超先生认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之目的，但在今日若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
　　梁启超先生留洋数年，对美国的图书馆不能说是不了解，对西方的群众图书馆(群众图书馆指的应该是当时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不能说不赞同，可为什么对中国的群众图书馆如此悲观呢?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图书馆思想开始讨论和考察。
　　
　　2 梁启超的图书馆思想——有关美国公共图书馆与开架服务
　　梁启超对藏书和图书馆的认识大体上可分为戊戌变法前后两个阶段。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倡议维新变法，主要参与的图书馆活动是万木草堂书藏的建设和强学会书藏的建设。梁启超关于图书馆的论述并不多，只是对于“藏书”有一些涉及。《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拟定了有关学校的总纲。兴学校是为了兴人才，变法之本在于育才。梁启超把“藏书”作为“兴学校”的十八项内容之一，藏书的地方即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但是却没有对这藏书的地方发表看法，也无“藏书楼”“藏书室”之类的描述。尽管如此，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图书馆思想被认为是康有为“开大书藏”思想的具体阐述，大抵上没有超出康有为的“开大书藏”思想范围。^[2]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11月才从日本回国。在日本期间，为促进北美“中国维新会”的建立，于1903年2月20日赴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政治旅行。在游历美洲期间，梁启超考察过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三地的图书馆，并特别撰文《波士顿之图书馆与报馆》，阐述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创办方式、总馆—分馆—借书处三级结构。^[3]
　　1903年，梁启超参观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感动于美国大学“体操场、图书馆规模之大”和图书馆的开架管理方式，认为开架服务是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一种普遍的服务方式，而且利大于弊；开架服务有赖于社会公德的形成；并预言，“即此区区，亦东方人所学百年而不能几者。”^[2]
　　在《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作了简要描述：“设图书馆以保存古籍者，自十六世纪时日耳曼人以行之。至以此为公共教育之机关，实自兹馆始云。千八百四十七年，波士顿市长乾士氏议征市税，以设市立图书馆，议会许之。”说明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是公共教育机关，由市税资助成立。
　　“所藏书凡八万册，其前后建筑费合计美金二百六十五万元。除总馆之外，其分布于市中者，尚有分馆十所、借书处十七所云。此皆馆长为余所言者”，“此为波士顿市对于全世界之名誉也”。反映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由总馆—分馆—借书处三级结构。这段描述，“实际上无异于一篇有关公共图书馆之宏论的摘要”^[2]可见，梁启超在美国考察期间对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服务具有直观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