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

    【内容提要】冷战后,国际家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力量结构为特征的均势论是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制度性多边主义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普遍行为原则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成为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脉络。中国的战略思维须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其对外关系诉求的表达。

    【关键词】均势制衡;多边主义;多边外交;战略思维

　如何解释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种种违背均势的非制衡行为。[1] 我们已很难从均势结构本身找到消除自身缺陷的关键因素,现实的无奈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跳出均势。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多边主义的兴起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且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特征?什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选择途径? 中国战略思维如何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恰当确定对外关系的价值取向和对外关系的诉求表达? 本文试就以上问题做一梳理。

    一　均势制衡的难题

　　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行为是国际关系中最有生命力且最有争议的概念。中国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以及18 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外交均属典型的均势制衡模式。均势( balance of power) 理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特征是: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最理想的安全状况是成为对手无法挑战的霸权国。[1] 但是,国家间的竞争又是绝对的,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国际政治也如所有政治一样是争夺强权的斗争。用摩根索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最直接的目的。”[1] 处于权力角逐中的大国为了避免其他霸权国的出现而危害自己的安全,必然会采取某种政策措施来抵消他国权力的威胁,国际关系因而形成一种相对的力量的均势。沃尔兹把均势看做国际政治的一般原理:“在自助( self2help) 的国际政治中,国家决策者倾向于做出相互牵制的明智选择,即以最终导致均势的形成的方式行事。”[1] 摩根索更把均势认定为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权势和旨在维持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它也是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5]

    均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与基于人性本恶为判断的政治紧密相关。由于根植于国内政体基本原则的权力制衡思想被进一步推广到国家间政治中,由此构成了均势的理论基础。尼布尔(Niebuhr) 认为, “人类罪恶的本性,决定了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战略必要性”。[6] 而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均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均势在现实政策层面上又是平衡的同义语,表现为一个由若干自主力量组成的体系内部的稳定性,一旦由某种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变化导致失衡,便出现秩序的重建。简单来说,均势就是国际体系中国家权力大体均衡地分布以及达到维持这种均衡的过程,着重于国际层次上力量对比的全局构造,着重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当然均势的功能还有其逻辑的延伸即防止霸权。均势制衡理论着重于从力量结构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关注国际政治中经常发生作用的因素,考察的是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均势的根本目的是稳定而不是造就和平,但为了造就和维持均势,往往需要战争。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突出特点是权力布局由美苏两极格局演变成美国“一超独大”。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愈益明朗。美国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几乎在所有方面得以强化,一些学者宣称世界进入“美国世纪”或“单极世界”。然而,对美国的权力优势及单边主义行为的制衡迟迟没有发生,不仅中小国如此,就连被结构现实主义看好的体系中的大国也是如此。整体实力强大的欧盟在致力于内部建设的同时,其内部的猜忌和矛盾制约甚至超过对美国的关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欧盟许多成员国是追随美国或向其示好的。曾经与美国对峙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总体上也采取尽量不得罪美国的政策。作为美国的战略同盟和伙伴的日本更是在冷战后美国的历次战略行动中慷慨解囊、积极支持。而上述冷战后国家非制衡行为又与上因集体行动的难题而导致制衡霸权努力的低效甚至失败的例子形成一幅十分常见的图式。在1795～1814 年反对法国称霸欧洲的战争中,普鲁士、俄国、西班牙、奥地利都不同程度地对法国的侵略扩张采取了避让甚至纵容、合谋的态度。二战前夕在如何制衡德国威胁问题上,英法两国试图“祸水东引,以邻为壑”,集体行动的难题一再出现。

    如何解释国际政治中国家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行为呢? 事实证明,均势理论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非制衡行为,也无法解释和预测具体情景中的国家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制衡,种种非制衡行为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该理论体系解释的有限性。

    国家不选择制衡是理性的行为,但个体理性的结果可能是无法实现系统均势,系统的压力并不能保证国家对外部力量失衡的威胁进行制约,体系理论因而可以对行为者及理性选择提供最好的解释和预测,因为这种极端的形势预示着他们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7] 也就是说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国家的性行为。历史考察表明,均势制衡在其合理成分之外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正如摩根索评价的一样,均势具有三大缺点:无把握性、无现实性和无充足性。[8]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或者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安全机制) 确有其可靠性,但可靠程度往往有很大局限。[9] 均势论是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理论前提的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在“失衡———均衡———失衡”的循环中,我们已很难从均势结构本身找到消除其自身缺陷的关键因素。这种现实的无奈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跳出均势。

    二　多边主义的兴起

　　与均势制衡难题相对应的是当今全球范围多边外交方兴未艾。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朝核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深入发展的全面伙伴关系;中、俄、印三国正在酝酿发展更高层次的三边战略合作;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的积极的多边合作圈;各区域的和跨区域的地区合作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提高;有的多边组织正在向多边安全合作的层面提升;地区性组织正在向机制化方向发展;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历经磨难被证明是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要求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有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控在部分实现。与此同时,多边机构在量和质上得以大规模地发展和提高。欧盟一体化正在向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全方位深入发展。各地区的经济、安全合作机构正在向实质性方向不断延伸,成为各国多边外交的重要内容。许多多边机构已形成对成员国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规则、规范、组织和程序。“伴随着主权的每一次重申和扩展的,是以力量均衡为基础的事实主权的削弱。”[10]

    均势制衡与多边外交都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如果说,在1945 年之前的300 年国际关系中,欧洲大国一直以均势理念调整着国际关系,那么,多边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外交理念正在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多边外交与多边主义的区别在于:多边外交(multilateral diplomacy) 可表述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取向及对外行为方式,强调了国家更趋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国际关系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体现外交策略和工具性的现实政策世界。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是以整体角度,即以地区或全球视野强调多边制度结构(multilateral instit utional st ruc2t ure) ,表述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互动方式产生的影响,是贯穿于整个对外关系始终的抽象的理论世界。需要强调的是,多边主义作为多边外交政策的理论体现在冷战后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对国际政治各个时期确实反复出现过的均势制衡模式的否定和替代,毕竟一些国家至今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如果将冷战后兴起的多边主义喻之为国际关系体系的一种新模式,将古已有之的均势制衡喻之为国际关系体系的旧模式,那么,多边主义与均势制衡的关系应该是新模式与旧模式的共存,亦或是新模式是在旧模式基础上的添加。国际关系体系与其他体系一样,难以用绝对或惟一的模式定性之,更多的应该是多种模式的并存。

    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以力量结构为特征、追求体系的平衡与稳定为目的,形成了相对充分的理论体系。而冷战后兴起的多边主义概念缺乏完整、统一的定义,一个普遍公认的定义是:“依据普遍的行为原则,能够协调三个以上国家关系的制度形式。”[11] 也有学者将多边主义定义为广义的建立世界秩序的一种组织原则,这种世界秩序就是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 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12] 根据以上定义,多边主义至少可概括有以下特征:其一,多边主义的基础是普遍的行为原则。行为原则可以理解为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 “规制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含蓄或明晰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一个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行为体的期望依其趋拢(根据规制而趋于一致) ”。[13] 普遍原则强调的是对国际规制的重视,尤其是国际规制在协调国家行为、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其二,多边主义是一种制度形式。制度是多个行为体通过协商和谈判共同建构起来的民主性安排,一旦形成制度,参与国就要在从制度获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其三,协调国家关系是多边主义的基本功能,寻求国家间合作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

    由上述对多边主义的定义可见,多边主义研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国际制度和制度环境中国家关系的协调。国际制度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即国际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国际制度的现实存在。如果说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是20 世纪80～90 年代多边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的话,那么,对制度性多边环境中的国家关系研究则是近年来多边主义研究的新趋势。对制度环境中的国家关系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体系层次上探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二是在单位层面上探讨国家对国际制度的策略。多边主义研究者认为,多边环境中的国际制度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国际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制约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国家在多边环境中更趋于合作。同时,国家也可以利用国际制度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此,国际制度使得制度成员国更具有国际责任感。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不仅仅会规范国家的行为,而且会造就或改变国家的身份,使国家之间有着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边共同体,使自我安全融入集体安全之中,进而通过集体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以制度安排替代强制权力的设计,使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相互关系在制度框架中得以规范,形成一种广泛参与和协调治理的国际社会以及在制度环境中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

    如果说作为策略的多边外交是长期存在的,作为机制的多边主义是从国联开始的,而作为指导性外交理念的多边主义的兴起则是在冷战后的近十几年,并源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其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两极格局的冷战时期,由于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多边外交主要是国家外交的工具,难以发挥国际间对话合作等多边建设性功能,两极格局结束为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真正履行其“多边”义务和功能创造了条件。因而,冷战后的10 多年是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量和质都得以兴起和发展的时期。其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潮流。两极格局的结束使全球真正成为统一的市场,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个人能够参与跨国界的交流活动。多边交流数量的大幅度增多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研究思路、国家政策方式以及国际制度等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其三,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问题的需要。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许多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军备竞赛等,单凭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单凭传统的双边外交方式也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其四,国际组织的重要意义得以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日趋明显,使国际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使更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进程的参与者。这就使得对国际组织的需求增加,国际组织不断涌现,不仅政府间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大大鼓励和推动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多边主义行为。

    三　多边主义的价值意义

　　理论与客观事实的双重判断足以论证多边主义对当今国际政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取向, “没有价值便没有,也就没有区别、评价和对比”。[14] 多边主义于国际政治的价值作用着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提供了一条国际关系现实的选择途径。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多边主义是在冷战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兴起的,可以说,多边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日益显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益扩张。多边主义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可以降低国际交往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单个国家无法达到的利益,利用国际制度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国际制度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制约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国家在多边环境中更趋于合作。因此制度理论的诞生不仅是复杂相互依赖的产物,更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概括的:“一种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超越冲突性政治的通常局限的努力,办法在于争取就解决问题、消弭威胁并防止其重演的规范、规则和程序达成一种国际共识或正式协议。”[15] 当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利益领域的多边合作时,国家间的和平就会更易于缔造和维持。一种制度性的世界秩序比均势制衡维持的世界稳定更为长久。二战后世界区域性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的国际政治现实都验证了这个道理。多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制度机制,目的是协商合作。多边主义更倾向于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以保证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因此,多边主义应当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选择途径。

    其次,它表现为一种思维取向。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一系列具有逻辑联系、旨在说明各种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目的是对现象做出解释与预测。国际关系体系与其他体系一样也处于绝对的进化与相对的稳定之中。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进化意味着在新的模式形成并且深嵌于其日常议程之前, 现存模式的磨损、秩序的减弱及治理的停滞。[16] 进化可以是过去的一切类型结构都将为新式的所取代,也可以是新模式与旧模式的共存,亦或是新模式是在旧模式基础上的添加。无论秩序与变化怎样被界定,无论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如何被强调,每一体系的进化都会加速主流秩序的崩溃或至少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世界政治是进步而非循环的,是演化而非静止的。以进化的思维研究复杂体系效应中的行为体进化问题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思维取向。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变动与延续相结合的过渡时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社会结构,更需要以进化的思维研究复杂体系效应中的行为体进化问题。均势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以力量结构为特征,强调无论国际关系怎样发展,利益冲突的性质是永世不变的。多边主义以进化思维为取向,以制度安排代替强制权力的设计,使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相互关系在制度框架中得以规范,相信世界能够建立一种多种力量相互合作并制约的法制秩序。“每一个传统所遭受的挑战、每一个体系变革都可能是不同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动因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和心理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17] 换句话说,任何国际社会的演变都可能归纳为物质与观念两方面的进化。而观念的进化又反作用于国际社会的变革。“相似的问题和结论背后,还可能有着一个相似的观念:相信历史的进化,相信人能够推动历史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18] 力量结构论之悲观是对人本身的悲观,相信人性恶的本能注定会不断走向利益争斗;进化观念之所以乐观也是对人本身的乐观,相信人能够明慧理性走向完善。

    多边主义的兴起及其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应用与延伸,丰富和优化了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系列解释,于当今国际关系有着不容忽略的基本意义:其一,更高层次的国际社会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从最初的关于多边外交的研究,经过对国际制度的深入探讨,到近年来制度性多边主义的兴起,显现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更高层次的国际社会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以及更加民主、更加多样化的源于基层的多边主义模式和广泛参与的全球社会问题已经引起重视,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其二,强调了国际关系的法理本质。法理意识从深层次上体现于国际秩序,表现形式上则是国际法理与道义规则的结合。多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鼓励世界各国在遵守国际法理和道义规制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利益。其三,多边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多边主义的兴起强调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其采取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战略,而是从整体角度(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 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其四,多边主义的兴起论证了当今主权国家较为普遍的外交行为取向,即从个体国家的角度考虑的对外行为方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边外交。多边主义可以同孤立主义、帝国主义、不结盟等一道被看做是一种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不同的是多边主义是在国际规制的框架内,以协调、合作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个国家越是趋于多边主义,也就越趋于通过多边外交和谈判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这对于国际和平的建设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四　对战略思维的反思

　　战略思维涉及外交活动与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外交主体及其政策的灵魂。特定时期的战略思维往往折射了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动向及内在一贯的逻辑联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同时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亟须解决的问题或渴望实现的抱负。

    多极化是冷战后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多极化战略理念大体具有以下内容:其一,国际多极化是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及制定对外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即中国肯定这种发展趋势,认为它不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其三,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层面上看,多极理念如同单极论、两极论均属力量结构论的理论外延。毕竟国际关系的各个时期确实反复出现过均势模式,许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然而,由于政治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作用,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多极力量难以实现持久和平已是不争的事实。[19] 多极理论是一种竞争理论,它带来竞争的利益,也带来竞争的代价。当今世界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均势制衡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由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均势体系向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多边制度体系演变,由力量均衡向利益和谐进化已成为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因此,如何从多边主义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多边外交? 如何在中国的多边外交中发展多边主义的意义应当成为中国战略思维中需要强化的重要内容。

    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揭示,中国应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对外关系诉求的表达。现实理由是:其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拥有某种国际制度意识已不是什么高姿态的觉悟,而是一种客观需要。其二,人类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并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世界大势既无法规避,更无法抗拒,只能顺应。中国的战略思维除了立足本国的国际处境与发展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共同问题与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必须符合国际体制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并且据此恰当地确定本国在此种结构和演化之中应有的根本位置。从来没有精确不移、刻板划一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和灵活,它需要在不断的审视中进行调整。

    目前,以多边主义理念研究、发展中国多边外交的最为现实的首要内容就是中国加入、参与现行国际体制。

    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国际体制的概念。近代中国屡遭欺凌,经历了大国地位被国际社会剥夺的过程,不得不接受在国际体制中被边缘化的现实。两极格局时期,中国与国际体制的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才逐渐改变了对现存国际体制的看法,充分意识到国际体制与自身发展的重要联系。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制息息相关。中国从反对现有国际体制到进入现有国际体制,这是中国外交纠正战略思维的偏差走向多边外交的现实调整。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体系共存说”的结束和“体系参与说”的开始,反映了对立观的改变。中国不再以旁观者身份与现有国际体制发生联系,而转变为现有国际体制的参与者与共建者;不再是国际机制中被动的一方,而成为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一员。诚然,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碰撞、冲突、适应和融合的过程,要充分了解现有体制的规则和制约因素,在国际体制的转变中实现积极参与、自我调整,在谋求最大发展中国家权利的同时积极履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新的、有效的形式加强与现有国际体制的合作,并学会理性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中国加入、参与国际体制的目标不应停留在求同存异上,而是要多求同少存异。中国加入、参与国际体制的理念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念。“和也者,天下达道也。”和,就是和平、协调、合作、和谐。“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进化意识、全球视角的有机结合,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全部。理论的发展未必是线性的,不一定要建立在否定其他范式假定的基础之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是笔者用心于此文的意境。

[1] 国际体系的非制衡行为是指面对体系内霸权国以及最具威胁性力量的出现,体系内其他力量并没有采取某种政策措施制衡他国权力的威胁。由于利益的驱使和成本的,替代制衡的往往是旁观、躲避和追随等非制衡的行为选择。

[2] John J .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W. W. Nort h & Company , 2001 , pp . 32 2 42.

[3] Hans J . Morgent 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 ruggle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 Alf red A. Knopf , 1985 , p. 31.

[4]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王缉思校:《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 页。

[5] [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1 页。

[6] Reinhold Niebuhr , 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1940 , p. 4.

[7] Amold Wolfers ,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 John Hopkins Press , 1962 , p . 14 .

[8]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264～283 页。

[9] 倪世雄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292 页。

[10] [意]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 . 西尔费等著,王宇洁译:《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103 页。

[11] John Gerald Ruggie ,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The Theory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 1993 , p. 11.

[12] Keit h Krause & W. Andy Knight , State , Society and t he UNSystem: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 Tokyo :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 . 247.

[13] Stephen D. Krasner , ed. ,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 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p. 2.
[14] Kennet h W. Thompson ,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Not reDame , Indiana : University of Not re Dame Press , 1975 , p. 14.

[15] Michael Sheehan , The Balance of Power :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 Routledge , 1996 , pp. 162 2 166.

[16] K . J . Holsti ,“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2tions The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 ,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 pp. 7 2 9.

[17] [美]詹姆斯•N. 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 页。

[18] 秦亚青:《循环与进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取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11 期,第1 页。

[19] 18 世纪和19 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外交登峰造极,其结果是大国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战争危机不断,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面临挑战。均势的根本目的是稳定而不是和平,为了造就和维持均势,往往需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