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关 键 词】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
【 正 文 】
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自己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为实现其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对外关系领域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其实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的总谋划和总指导，它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从这一意义上说，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就是它的对外战略。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估量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对外关系领域内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科学性表现在既符合当今世界的“世情”，也符合当今我国的国情，是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利益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我国国家领导人之中，邓小平第一个使用“国际战略”这一概念，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完整而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需要我们长期地认真学习、领会和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涉外工作。
一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既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实施过程中正确经验和成果加以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其失误与教训加以纠正的结果。从这一意义说，没有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严重失误，就没有邓小平的继承、发展和突破。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关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关于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用来处理国家关系的思想；以及在国际竞争中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国家即广大发展家的思想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又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充实了许多新内容。譬如在估量与考虑自己国家实力与利益时也正确估量与考虑他国的实力与利益；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将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国家关系与反对它的霸权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在加强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时，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论亲疏；在对外工作指导上，坚持广交朋友不树敌和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提出处理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四项准则和不争论的原则，以及对外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思想等等，都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突破。
早在二战结束后，毛泽东曾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也是可以避免的。1950年6月，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制止，和平有可能得以维持的正确观点。但是，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在印度支那扩大了侵略战争的情况下，我党由于受来自“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曾一度提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点。客观地说，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安全，提出加强国防和战备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国际形势的恶化程度和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却估计过分了。同时，我们对世界革命形势又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曾一度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这种“战争与革命”的观点，在60—70年代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作为我们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判断，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本着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认识、研究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重新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并科学地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大问题”的新判断。1983年2月，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明确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来，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2］（P.25）1984年10月，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2 ］（P.96）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2］（P.126—127）
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形势及战争和和平问题的这一新判断，为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依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新判断，我们党在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突破，而且也实现了我党在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指导思想的一次大飞跃。
二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一）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判断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战后两极格局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50至60年代是分别以苏美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出现了苏美争霸和多极化趋向，但仍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争夺为主；70年代中期以后，全世界出现了缓和的形势；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出现东欧剧变、苏联激烈动荡。邓小平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提出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科学判断，并且指出中国是将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
邓小平作出上述判断的重要理由是：第一，世界上能打世界大战的国家只有两个，即美国和苏联。它们两个国家原子弹最多，常规武器也多，但它们两家都没有准备好，谁也不敢先动手。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只要美国和苏联不打世界大战，这个世界就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因为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包括中国在内，都没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第二，当今世界的和平力量，大大超过了发动战争的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也极力反对打世界大战，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发达国家尤其是经受过二战浩劫的欧洲，饱受战争之苦，也不愿意打仗，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真正愿意发动战争的是极少数。第三，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核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一定意义上说，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正在发挥着阻止世界大战爆发的作用。第四，全世界各国，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但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而发展中国家却变得愈来愈穷，即发展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了。总的看来，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推迟或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有可能的，维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完全符合国家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客观实际的。 （二）继承和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独立自主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按照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要努力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国际法赋予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权，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对外交往的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现阶段，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反对超级大国和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粉碎它们对中国进行渗透、颠覆、分化、西化的图谋，是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的根本所在。
其次，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伸张正义，不拿原则作交易。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P.3）在过去曾被世人称谓的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政治关系中，我们不再靠近谁，不再针对谁，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结盟关系，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在世界上真正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和平大国的形象。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2］（P.156）
第三，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既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利，也尊重世界各国都享有的同一权利。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地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和国际事务，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恃强凌弱。
第四，为了促进各国政党关系进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建立新型政党之间交流与合作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各国的事务一定要由各国人民和各国的政党自己作主，他们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发展模式，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探索。我们既反对别国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反对对别国发号施令。
第五，中国永远不当头，永远不搞霸权主义。这是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题中应有之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首先自己做到不谋求霸权，不搞扩张。即使将来中国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不当头”是“不称霸”思想的延伸和发展。邓小平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3］（P.416）不称霸、不当头、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既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又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主动性和灵活性。
（三）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中国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对外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P.96）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 这就意味着：
首先，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邓小平对战争的根源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明确的分析和区分。他指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2］（P.104）他同时还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2］（P.105）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但并不等于要以消灭帝国主义国家为前提和条件。“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2］（P.156）
其次，坚决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开展对外工作的立足点，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时，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了我们，因此，理所当然地“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2］（P.56）
同时要积极调整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积极寻找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也要充分尊重对方的切身利益，并且不计较恩怨。我们坚持“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2］（P.159）但是我们必须严正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如干涉中国内政，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国家利益，插手“问题”，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那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
第三，要尤其重视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对于现存的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我国历来主张根据不同情况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同印度存在的领土边界争端，我国主张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谈判解决划分边界问题；对于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存在的领土和领海争端，邓小平提出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基础上加以解决。
第四，主张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2］（P.49）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针对我国和世界一些国家存在国际争端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途径。这主要是：第一，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合理解决边界争端和纠纷；第二，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第三，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可以把它放下”；第四，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
（四）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正式形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带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鲜明烙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之所以不公正也不合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作怪。为改变这种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1974年6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指出， 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P.282）
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问瑞士时， 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立场：第一，应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第四，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我国的这些基本立场，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流。
（五）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主张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做生意。只不过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制裁，使中国处于主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半开放”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这叫对外开放。”［4］（P.105）
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吸引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4］（P.105）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只有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早在十几年前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并不只是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4］（P.83）实行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最大益处在于博采众长、补己之短，立于主动地位。当然，实行三方面的全方位开放，并不是没有重点。根据我国缺乏资金、设备、先进技术和工艺的状况，我国目前对外开放的重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主要是因为：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有外资可以引进；2.科学技术、设备、工艺水平比较先进，可以节省我们许多时间和财力支出，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引进技术和资金，决不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动摇；要始终注意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于所有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习。但这种学习，是批判地学习，是批判地继承，也就是吸收和借鉴。
简言之，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好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和平国际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2］（P.128）实践已经证明，我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我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思想作出重大调整、充实与完善是完全正确的。
（六）提出在历史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中既要坚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的正确指导方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在现在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居于优势地位，北富南贫的现状在短期内也还难以改变。加之，在我国对外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而且开放的重点还是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对外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的方针，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我国的最大国家利益的。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家环境和周边环境，使我国的国家地位在不断提高。概括起来讲，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历史新时期对外工作指导方针是如下的40个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抓住时机，有所作为。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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