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在当前我们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即便在被看作人类文明圣殿的大学校园里，在这本该是诗情荟萃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又还剩下多少诗情呢？

　　早年，文学史中记载下的那些文学的精灵、诗歌的魂魄，如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其实又都是大学的教授，或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南京大学的教授，或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他们一边做教授，一边也写诗，写诗一般的散文、诗一般的小说，从他们的传记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也几近于一首情深意浓的诗。那时，即使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不乏诗的激情、诗的意绪。而在现在的大学里，起码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大学里，“诗人教授”已经绝迹，校园诗情越来越稀少淡薄。

　　眼下，在号称文学殿堂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诗情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诗人没有了。时值岁尾，我突然发现，充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层出不穷的数字和表格：年度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年度科研工作量统计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表、博士指导教师简况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横向科研调查表、国内外学术活动登记表、获奖登记表……和朱自清、徐志摩们相比，别的我们比不上；但我们一年里填写的表格，他们一辈子恐怕也不曾填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变成了“表格”。

　　“表格”，不可小觑。我想起了两位朋友的遭遇。

　　一位是较我年轻一些的朋友，写诗，写诗评，也从事中外诗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拥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只讲了30分钟，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听完之后竟感慨地说：“三年研究生白读了！”就这样一位“诗人学者”，却迟迟不能解决“教授”职称，更当不上“博士导师”。原因是，他的那些诗歌和随笔式的诗评上不了“权威刊物”，他的那些独辟蹊径的诗学研究总也拿不到“国家项目”，因此也就总填不满教授、导师的“评审表格”。

　　一位是较我年长一些、已经年逾花甲的朋友，她以当代作家批评，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享誉国内文坛，并且有幸早早跻身“教授”、“博导”行列，为她所服务的那所大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去年，由于年度工作量统计表上的某些数字不足，其本来已经相当微薄的“岗位津贴”立马被扣除1/3，真是“宰你没商量”！现任校长是她教出来的学生，面对那一张数字不足的“表格”，也爱莫能助。

　　“表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生涯中，竟是如此的至高无上，如此的冷漠无情，如此的斤斤计较。一方面它成功地阻止了诗情画意往高等的流入，一方面它也有效地窒息了诗情画意在大学校园的萌生。于是，即使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也不再会生长诗人和诗情。
　　“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也曾经是前《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现上海大学教授蔡翔先生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蔡先生以充分的事例，论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如何迅速地由写“大河”、“林莽”、“黑骏马”转换到写“青菜”、“豆腐”、“蜂窝煤”。他认为“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是一种“文化的困窘和精神的退化”，是“理想主义的受挫和乌托邦激情的衰落”。

　　我想，蔡翔先生说得不错，理想的破灭和激情的颓败是事实，但或许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间，比起“吃糠咽菜”的生活来，“青菜豆腐”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理想和激情；此类理想和激情也还会推动生产力的、社会的进步、民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青菜、豆腐、蜂窝煤很快就会变成牛奶、面包、手机、电脑。但是，从目前已经开始普及的牛奶和手机中，仍然看不到一丝一毫诗意充盈、文学繁荣的迹象。

　　责任恐怕也不仅仅在于作家们一厢情愿的选择。任何选择，必然是在一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中的选择。“好风凭借力”，时转运来，“一地鸡毛”也可以“平步青云”；“时不利兮骓不逝”，西楚霸王也无计可施，于是，张承志们的“英雄路”上就不能不是一片满目凄凉的“荒芜”。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坛会呈现出如此突兀的转折？而这又恰恰正是中国开始启动市场、国民的钱包，包括大学教授们的钱包开始鼓胀起来的同一时刻。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生活中的诗情”与“市场”、“金钱”之间真的还存在着一个“不相容原理”？

　　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说法：“少女可以歌颂她失去的爱情，财主却无法歌颂他失去的金钱”，这算不上文学理论，但是，在世界的文学名著之林中，倒真是很少有以歌颂市场和货币为题材的作品，德莱赛的《家》写了市场和货币，但市场和货币并没有取得正面的意义。电视剧《大宅门》写了中国医药商人们的悲欢离合，但并没有真的去写市场和货币，其卖点还在七爷白景琦那丰富而又混乱的男女关系。

　　从另一方面讲，市场和货币也从来不理会文学的诗情画意。自19世纪以来，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浪高似一浪的批判、讨伐声中，市场的开拓与货币的增殖所向披靡，反倒把文学完全地挤兑出局，现在，连摘取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有人问津。在任何一个城市，走上街头看一看，银行不但比书店多，比厕所也多。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唯一景象，是文学向金钱（即所谓的“畅销”、“票房”）的妥协、臣服、倒戈、寄生。

　　那么，金钱，或者货币究竟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已经越来越不好捉摸，在以往的社会里，货币可以是金条、银锭、铜板，更早一些还可能是石头、贝壳、牲畜、布帛，后来就统统变成了纸币或支票，现在则更进了一步，连纸也不纸了，变成了“钱包”，那其实就是“卡”上的一串或长或短的数字。然而，你如果拥有了这串足够的数字，你别的什么都不必费心，您就可以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

　　在当前社会里，货币正在奠定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在以往的社会中，货币之上还有皇帝、总统、国家、政府，那么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在劝说国家、政府进一步减少对于国计民生的干预，让银行取代政府，让货币自行其事，以货币的流通操纵社会的发展规律。

　　在以前的那些社会形态中，金钱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上也曾上演过“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杨白劳卖闺女”那样凄凉又悲惨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货币的价值成了唯一的价值，在人们的内心，“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金钱，或者说金融，已经完全支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进程。

用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话说：“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

　　西美尔的深刻，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凭自己的直觉洞悉到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从的、心理社会学的乃至美学的意义上做出了解释。

　　与马克斯•舍勒一样，西美尔也是最近几年来才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德国哲学家。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西美尔也是一个“另类”。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研究的课题大都比较奇特，如饮食、交际、性别、卖淫、冒险、忧郁、奢侈、腻烦、招魂术、贸易展等，以及选择心、文化学的视野研究货币。他的著述多为率性之作、随笔文体，不合高等学府的学术规范，因此他始终申请不到一个“教授”的位置，只能在柏林大学做一个“编外讲师”。将近一个世纪过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学术探讨中，没有人能够绕过这个“编外讲师”，人们甚至把他看作是与“革命的马克思”、“保守的韦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势力，一些名声比他大得多的哲学家，如卢卡契、布洛赫、舍勒、本雅明，都直接受到过他的影响。国内目前仅只有四种西美尔的翻译著作刊行，即《桥与门》（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版）、《时尚的哲学》（文化出版社2001版）、《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版），西美尔是用一种“悲观主义”的、“寂静主义”的、“审美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姿态从事他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因此，他的文字就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鸣。

　　与以往的一些经济学家不同，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的货币体制是绝对理智的、逻辑的、运算的，以货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推崇并强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计，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而不是传统社会所推重的血统、情感和意愿。西美尔说：“现代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显然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影响”：

　　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1]

　　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又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他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货币估算的闯入，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补益。[2]

　　读了这段话，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填表，原来是由于一种量化的、算计性的东西进入了我们的校园生活，进入到我们的文学院和中文系。表格后面是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教授及其学术生涯都已经通过那些“表格”被装进了货币经济的天罗地网。在货币体制严格管理下的校园里，诗情难以再呼吸到鲜活的空气，诗人终于成了明日黄花。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还认为，金钱无特性，货币夷平了差异，“金钱的权力产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无法比拟的扩张，这种扩张给生活中最针锋相对的趋势以同等的权利”。[3]“货币本身是对事务价值关系的机械反映，对任何人的用处都一样，因此，在金钱交易中人人的价值相等”，——就像金钱在妓女那里夷平了嫖客们的价值一样，你不能说我是文艺学教授，我少付一点钱吧。在古代的李香君那里或许还可以通融，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妓女行列中不再生长李香君——“这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钱别的都毫无价值。”[4]“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5]在成熟的、严格的货币体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确性与准确性的相同因素已经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种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6]

　　早先，人们喜欢说金钱是污浊的、血腥的、肮脏的。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恰恰是纯净的、透明的，像蒸馏水一样。金钱不但自己没有特性，它甚至还具有清洗事物特性的功能。商业社会中的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货币那里找到其对应的确切价值。凡是不能被货币价值加以表达的那些东西，包括人们心灵深处那些丰富细微、灵动奥妙的东西，都会被货币价值干干净净地过滤掉。西美尔说货币可以“洗心”，在当代社会中，人心已经“汇入货币的汪洋大海”，而“从货币的汪洋大海中流出的东西也不再带有流入的东西的特点”，[7]经过货币洗礼的心灵再也不会是原来的心灵了。

　　总之，在现代社会里，货币的价值体系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价值体系相比，它是“非人格”的、“无色彩”的、“平面化”的、“齐一化”的。
　　相对于事务广泛的多样性，货币上升到了一种抽象的高度 ；它成为一个中心，那些最为对立者、最为相异者和最为疏远者都在货币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公约数……因此，货币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凌驾于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对其无所不能的信心。[8]

　　就这一点，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西美尔说，“正是因为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这种无特性，货币才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9]在当下社会里，货币正是凭借着它的“非人格”、“无个性”才势如破竹地取代其他的一切价值；但也正因为如此，被货币占领的人类的生活界也越来越变得“非人格”、“无色彩”。金钱的法则与诗情的法则相对立，诗情的法则屈服于货币的法则，西美尔认为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会对现代深感绝望”。[10]西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一书中还多次悲哀地指出：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现代货币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

　　感性、情感、直觉、个性、人格色彩、独创精神以及心灵深处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颤悸动，该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基本的、内在的属性，或者套用一下佛家的用语，即诗的“自性”。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强大而又严密的货币体制从釜底抽薪，抽去了文学和诗歌的赖以是其所是的“自性”，诗歌的生命枯萎了，这很可能是诗情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渐渐消解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文学艺术反而趋向于消亡——这是黑格尔当年做出的一个判断，曾被称作文艺美学中的“黑格尔难题”。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消解的不仅是诗词这种文体的形式，还有生活中的那种“诗情画意”。在黑格尔看来，诗情在人类现代社会（他称作“市民社会”）的消解，是由于理性取代了感性、取代了蒙昧的结果。这里，尽管黑格尔对于“科学”、“理性”的理解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存有自己的局限和偏见，但他对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的判断大抵不错。

　　在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第一轮较量中，正如同黑格尔预言的那样，文学艺术已经失败。用西美尔的话说则是：“个人文化之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进展。”[11]

　　海德格尔不甘于这一失败，曾寄希望于“贫乏时代的诗人”。然而，直到21世纪降临，诗人们并没有能够挽救时代的精神的贫乏，也未能给生活注入更多的诗意。继科学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框定”之后，货币——而且是在微电子技术装备之下的货币——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平面化”、“齐一化”，将进一步有效地清洗掉人间残留的任何诗情。

　　拯救的希望或许还会存在，那该是在“货币体制外求生存的诗人”，还有，从货币网罗中突围的民心。

　　[1][德]g•西美尔：《货币》，第358页，华夏出版社2002版。
　　[2]同上书第359页，并参照了刘小枫编译的g•西美尔：《金钱、性别、生活风格》，第39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3][德]g•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33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4]同注1，第348页。
　　[5]同注1，第404页。
　　[6] [德]g•西美尔：《时尚的哲学》，第190页，文化出版社2001版。
　　[7]同注3，第15页。
　　[8]同注1，第166页。
　　[9]同注3，第3页。
　　[10]同注3，第73页。
　　[11]同注1，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