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科研评价与资源优化配置
摘 要：我国近来关于SCI的争论，不仅关涉基础研究的评价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科研资源应如何优化配置的问题。本文从概述我国界对SCI的讨论出发，介绍国外对SCI功能的认识及其在科研评价中的使用，并对比我国目前存在的误区，进而指出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基础研究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而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
关键词：SCI 基础研究 科研评价 资源优化配置
Abstract: The recent argument over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mong scientists in China does not only focus on issues related to research assessment, but also reveals that scientis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ow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basic research should be allocated. The paper outlines two different views on SCI’s function during the argument. B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sage of SCI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pointed out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CI’s function in China. As the ultimate aim of research assessment, the paper suggest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allocating funds for basic research should be improved b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SCI, Research Assessment, Allocation of funds for basic research
近来，因我国科学界及科研管理部门的“SCI争论热” （SCI是“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所引发的争论颇为热烈，多位院士的参与提升了讨论的“重量级别”，海外学人的加盟更拓展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从SCI的功用到科技期刊的水平，从评价体系到学术规范，从科学自主性到“谁来决定基础研究方向”，等等 。实际上，讨论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对SCI本身的认识与评价，讨论所折射出的是广大科学界对我国整个科技管理中深层次体制性问题——诸如科技体制的结构、资源配置的方式等等——的深切关注与反思。作为一名科技政策工作者，笔者试图对这场争论中所涉及的一些论点及相关问题做些梳理，进而对评价的主要目的——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我国科研管理中的重要问题谈几点愚见。
一、我国有关SCI的讨论
这场论辩的直接“导火索”是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中愈演愈烈的“SCI热”，特别是SCI能否用于评价基础研究，成为争论的焦点。
倾向于赞成利用SCI进行评价的一方认为，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展示其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SCI提供的数据对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来说，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一篇论文的学术水准和影响力，因而可以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评价手段。应用SCI作为评价标准，能鼓励科研人员以高水平的论文形式展示自己的成果，提高国内科技期刊的整体水平，进而推动“中国科学家走向世界”，也可避免我国科研评价中的人为因素或不正之风；而另一方则坚持，由于SCI本身固有的缺陷，因而不能或不宜用于某些具体学科（如基础分类学、高能物理等）的评价，即使在某些学科领域可以使用，至多也只能是一种次要的或补充性评价工具。况且，发表论文不是科研的最终目的，若将SCI作为主要的甚或唯一的评价手段则是本末倒置。他们还担心，近年来我国的“SCI热”事实上已经助长了科研中的浮躁风气和功利性趋向，也是行政人员过多干预科研评价、“外行领导内行”的表现形式。
可以看到，上述双方的出发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热切盼望我国科学事业能得到健康。而且，双方的观点触及了评价的核心问题，即为何评（评价的目的）、如何评（评价的方法）、谁来评（评价的主体）和评价谁（评价的客体）。要开展科研评价，必须事先明确这几个基本问题，其中，评价的目的是问题的关键。
二、SCI与科研评价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开展基础科学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科研的总体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多出成果、出人才。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评价方法，科研评价必须有利于提高科研水平，有利于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有利于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围绕科学研究所开展的评价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基础研究本身的与特性。然而，正是基础研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结果多重性、渐进积累性、可转移性等特性，给评价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得评价的结论往往难以取得共识。因此，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主要方法有同行评议、回溯分析法、计量学方法、计量方法等等。
让我们来看一下国际上对评价基础研究所用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英国研究理事会曾分别组织专家对科研评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基础研究的评价中，迄今最重要的、使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人所肯定的仍然是同行评议方法。研究方向的确定、资源的分配、论著的发表、荣誉的授予等等，都离不开以科学共同体为主体进行的同行评议——科学家始终在对科研的重要性和质量作出评判（无论对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而“其他方法只是在同行打分评审中偶尔作为证实的手段而采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还指出，文献计量学方法（包括对SCI的使用）更适合于评价科研机构或大量科学家的集体，而不适合于评价研究人员个人，更不能将不可比的数据进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研评价工作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由政府组织的评价工作绝大多数都是以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为对象的，并将评价作为决策的重要手段。对管理部门的评价主要对象包括国家的整体科研实力、宏观科技政策、大型研究计划等，以改善投资水平，优化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及时调整政策。美国国会于1993年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要求资助科学研究的联邦机构必须开展绩效评估，以提高资助效益，增强起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此外，日本、德国等国也成立了专门的评价机构，独立地对本国管理部门的科技政策和科研机构进行评估。
在作为决策辅助手段的科研评价中，一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期用翔实可靠的数据和合理的定量分析，为国家宏观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这方面，SCI作为一种实用的定量指标和评价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澳大利亚政府与科学技术部的工业经济局（BIE），曾于1995年对该国的科技体制和科学研究水平进行了评价。对其科研活动的绩效评价主要根据1981-1994年SCI数据库中的指标，通过对科学论文与引文进行国际比较以及对合作论文的考察，分析该国在若干学科领域中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国际合作状况（包括与不同地域、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合作），进而对国家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进行评估。此外，这项工作还研究了澳大利亚在一些主要学科领域基础研究的实力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并分析造成这一变化的可能原因。
但目前，我国在宏观科技政策方面的评价工作还很薄弱，对一些必要的基础数据的积累也较缺乏。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利用SCI开展科研评价的主要对象恰恰更多的是发达国家认为并不适宜作为评价对象的研究人员个人。而且，尽管评价工作常常由行政人员和科学家共同承担，但往往由行政人员起主导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最为人所诟病。另外，各种奖励的审评、职称的评定、人才的选拔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且不说这些评定中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评审选拔中“公关”的作用也是心照不宣的。尤其是，奖励往往是以能够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为条件，这一错误导向致使一些人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滋长了浮躁的学风和急功近利的倾向。这些做法遭到许多科学家的激烈反对，也直接影响了SCI在我国的声誉。
评价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正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科研资源的配置和科学家积极性的调动等诸多方面，特别是评价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因此，明确评价的目的、采用合理的评价方法、规范评价的程序等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通过评价工作，也可反映出一个国家科学研究及管理的总体水平和科技管理体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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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科技政策与管理中的重要问题，也一直是困扰我国基础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我国的基础研究而言，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不足和科研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两个方面 。近几年，在我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推动下，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国内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分别为29.2亿元、33.9亿元和46.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4%、13.7%和35.3% 。当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额及其所占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比重仍然明显偏低。但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较大幅度增长，使得科研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可以设想，倘若科研评价只是为评价而评价，不与经费或影响经费分配的因素挂钩，再重要的评价大概也不会得到多少重视。
但实际的情况是，近年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虽有部分通过资助竞争性项目的方式支出（如国家基金项目、科技部的“973”项目等），但面向全国科研人员的竞争性研究项目的经费仍然偏少，有相当一部分经费直接由行政主管部门拨款至研究机构和大学，由各单位的管理机构负责经费的管理。于是，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出台了针对本单位科研活动的“土政策”，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缺乏广泛的专家评议和科学的评价方法，甚至将科研经费的发放与若干不足以全面反映研究水平的“硬性指标”挂钩。如，科研人员每发表一篇SCI就奖励数千元、甚至万元（超出月工资数倍之多），这对福利待遇普遍偏低、获取科研经费渠道有限、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的普通科研人员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在发达国家，对科学家最有意义的奖励是国际同行的承认，因此，在高水平的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而且，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本身就是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并不会因其发表论文而额外发给奖金。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不同的情况呢？笔者认为，科研管理体制中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认真研究评价与资源配置间的关系。
在发达国家，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除了对大型仪器设施和大型研究计划进行支持以外，主要是以通过相关部门资助面向全国的竞争性研究项目的方式发放，而在我国出现的由科研执行部门（大学或研究所）向本部门的研究人员发放研究经费的情况是比较少的。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本部门行政人员对研究活动的干预，也符合自由竞争社会中对科学自主性和平等竞争的基本要求。例如，美国的联邦政府一直是支持本国基础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一半以上），其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一些资助机构（funding agency，如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航天航空局、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贸易部等机构）设立有任务导向的（mission-oriented）研究项目或自由申请的研究项目，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即使在有下属研究机构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必须有相当数额的经费资助院外的研究项目），依靠包括国外同行专家在内的广泛的同行评议系统，来实现择优支持，即科研资源配置的优化。日本在过去的科技管理体制下也是先将研究经费拨至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由其自行管理，但近年来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科研资源配置制度，效仿欧美各国的做法，将研究费用从大学和研究所控制的经费中分离出来，同时，扩大竞争性的研究经费，使科研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是，在这些国家，科研人员的项目申请得到批准后，经费的使用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说明的是，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较高，可以保证科研人员安心从事科研工作。于是，在这种高工资的基础上，不会出现在我国十分普遍的、将部分研究经费用于研究人员的劳务津贴的现象，但在研究项目的经费预算和实际支出中，可以有较大比例部分作为项目的人工成本（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中，人工成本可占到30%左右），用于支付雇佣辅助人员和研究生的费用 。
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科研管理体制中对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如下的特点：⑴主要通过科研资助机构而非执行机构，设立面向全国的竞争性研究项目；⑵通过由广泛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参与的同行评议，对竞争性项目进行择优支持；⑶在研究项目经费中人工成本占较大比例，主要用于雇佣辅助人员和培养研究生。我们看到，印度、韩国等近年来科学发展较快的发展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国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情况则不然。尽管近年来已有若干项人才计划对少数优秀科研人才进行了高强度的经费支持，但大多数普通研究人员的待遇仍然偏低，政府基础研究的大部分投入依然是对各科研执行机构实行行政拨款的方式，面向全国的竞争性研究项目经费较少；由科研的执行机构——经费的使用者之一来分配经费本身就会产生若干弊病，更何况往往是行政人员而非研究人员同行来主导分配；各研究单位和大学管理的研究经费在分配过程中人为因素较多，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和有效的监督作用，使得有限的科研资源未得到优化配置；与此同时，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经费的使用中存在不规范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影响我国基础科学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科研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方法和体系就能完成的，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如，进一步明确科研决策部门、资助机构和执行部门各自的职能定位，普遍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面向全国的竞争性研究项目数量，尽快实行研究项目的全成本核算，充分考虑研究项目中的人工成本，推动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我国科学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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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2001年4月至9月《科学时报》上陆续刊登的有关SCI的讨论。
吴述尧主编，同行评议方法论[M]，科学出版社，1996年
周青华，基础研究的制度改进[J]，科研管理，2001（5）
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2001年10月11日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00年全国R&D
资源清查主要数据统计公报》，1998年和199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