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的困境和出路

一、当代儒学面临的困境 
 
当代儒学的困境问题是十余年来学界议论的一个热点。虽然论者着眼点各各不同，但对于这个问题的侧面涉及和正面论述却非常之多。本文愿分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来把握这些讨论。
在现实层面上，当代儒学遇到的最根本问题是其实践主体和实践方式的问题，即什么人又如何实践儒学的问题。我们说，在上儒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从孔孟到程朱陆王所进行的事业绝非是纯粹的理论撰述，而是以生命来体现理念、以实践来践履信仰。而从今天和未来看，儒学的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也必须是以真正践履为根本目的和最终标准。当然，这一标准对于其它传统学说的复兴也是适用的，而对于儒学是尤其适用的。因此，对于当代儒学提出实践问题绝非是过高要求或求全责备。郑家栋曾说：“现在许多人批评新儒家的理论学说‘缺少操作的层面’，‘对具体的社会层面关注不够’，等等。我认为此类批评未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40郑先生此说自有其成立的理由，但似应指对于已经形成的儒学理论形态的批评而言。如果着眼于当代儒学的变化来说，则对于当代儒学提出这种实践要求就不为过了。因为如果没有实践意义，人们可以怀疑儒学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就算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儒学理论未能具备操作意义（由于其时代及思想多方面原因，不具备操作意义是有其理由的。所以，郑家栋认为这样批评它们未必抓住问题要害），但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再不具备甚至不考虑操作层面则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环顾当代儒学所及的领域和场地，谁又可为儒学实践提供证明和例子呢？从商界到政界再到学界，能够称得上真正儒者的人恐怕很少。至于某些自称或别人称为儒者、儒商的人恐怕多是自矜自鬻之辈甚或欺世盗名之辈。商界、政界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连牟其中这样的商人都曾经被誉为“儒商”，其他人可推而知之了41。如果说在学界，某些学者真正表现出较为高尚的儒家人格（在笔者接触的一些前辈学者身上确实有此风致），但他们未必就完全赞成儒学（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当代儒学），更少有从事当代儒学的建构工作。当然，对于儒学理论和儒学实践都有所努力的自然也有人在（虽然极少），但尚未取得较大成就或似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这里面隐藏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中人格与学说、实践与信仰的分离，这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在今天必然导致的一种社会现象。这实际上意味着思想和信仰本身成为一个职业或科层，成为一个可以用来谋生的手段。所以，儒学和儒士在当代社会发生分离是再自然不过、无须惊奇和浩叹的现象。实际上，在今天能真正把二者合一倒是较为奇特的例子。这也是现代社会对儒学造成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学就永远没有实践者了呢？本文尚没有这样悲观。正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在今天还有大量真正的信仰者一样，儒学也完全可以寻觅到自己的实践者。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它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和资格。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对儒学的宣扬和普及工作及未来人们的理念抉择。
 
还有，既然儒家人格在当代儒学运动中都很成问题，那么，儒学实践的方式自然难以谈得上了。至于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利用儒学资源来经商、为政、育人、养心之类，恐怕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儒学实践。因为儒学在此起的作用仅仅是被借鉴为思想材料，而不是杜维明意义上的被用作“文法”42，或按郑家栋的说法儒学是被用作思想资源，而不是精神世界43。至于有的新儒学论者所希望的儒学成为社会、、、道德等方面实践的指导思想44，恐怕是极为空泛无物、不着边际的议论。那么，当代儒学解决自己在现阶段的实践方式问题就是一个未必那么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尚须多方探索的问题。当然，当代儒学实践方式的欠缺除了和其实践人格的欠缺相关之外，也和其理论形态中的一些问题紧密联系。
 
在理论层面上，当代儒学面临的的难题当然很多，这已为相当多的论者讨论过。从根本说，这些难题源于当代儒学还没有完成现当代转型。或者说，如何完成现当代转型问题就是当代儒学面临的根本困限。对于这一困限，本文把握为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传统儒学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传统儒学对于当代社会的不适应又能保持其性质或基本精神不变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当代儒学如何确证自己是儒学的问题。第二，如何对待西学（从古至今）的问题，即如何汲取其优秀成份又能有效回应其挑战的问题。第三，如何面对当代人类尤其是中国社会实践的问题，即如何从儒学立场统摄、整理当代经验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当代儒学作为“儒学”的问题，后面两个问题解决的是当代儒学如何能称其为“当代”的问题。坦率地说，在本文看来，这三个问题在当代儒学中都没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可以确定地说，在现当代世界学术背景衬托之下，传统儒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错误的、肤浅的，其整体框架也是狭隘的、有缺陷的。我们这样说也许为当代儒学运动中的许多人接受不了，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比较本身就是有方法问题的。但本文并不是在贬低儒学，当然也不是想全面否定儒学，而是想为清醒冷静、实事求是地评估儒学确定一个基础。坦率地说，如果连这个基础都不承认，在评估儒学时就不可能避免情绪化的因素。我们可以用传统儒学中相当重要的范畴“天”为例来作简单说明。在当代宇宙论（比如相对论和大爆炸理论）的背景上，过去儒学中高高在上的“天”无论是指“自然之天”还是指“主宰之天”及“义理之天”，都只能是一种想象和猜测，在今天恐怕很少具备认知意义和情感功能。而传统儒学中其它范畴和运思框架（比如“内圣外王”等）的命运恐怕大多都和“天”一样。因此，在学术视角上否定传统儒学的大部分内容主要不是在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在进行事实判断。而且，从现实功用上看，传统儒学对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可能比其学术层面对于现当代学术的不适应更为严重。这已为自五四以来的诸多论者所讨论，此处不赘。这样，如何能保持儒学本质不变并开拓出一个新形态就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这里，确立儒学的本质就成为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对此，当代儒学内部似也有不太相同的看法，比如，杜维明似乎更为强调儒学的人文主义一面，“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45成中英则更为强调儒学既包含“横贯的社会世界”，也包含“纵贯的形上世界”46。被认为是港台年轻一辈新儒家中思辩能力较强也最有战斗性的学者之一47的李明辉则将儒学的本质界定为“内圣之学”“成德之教”48。至于在当代儒学运动外部，对于儒学本质的看法当然与此不同，比如方克立先生将儒学确定为“封建意识形态”49。我们说，既然连儒学的本质都没有取得较为统一的认识，那么在建构当代儒学形态时自然只能各说各话。而这显然会使人们对于当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接续程度进行怀疑。也就是说，如何确立当代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就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不同时代的学说继承主要是一个符号的继承，其次还是阐释意义上的继承（这种阐释虽然可以使用旧学说的一些逻辑结构和思想材料，但在本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结果）。因此，过分强调儒学的“道统”、“判教”就是滑稽的、无意义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主要是一个宣称和信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必然性问题或思想文化生命演进的问题。当然，即使作为一个宣称和信念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在当代对儒学本质或基本精神可以随便指认，也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对此有一个共识性的看法。因为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应然，这种共识经过充分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后，可以成为这些宣称和信念的某种基础。
 
其次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毫无疑问，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世界中对于任何传统文化而言都处于巨大的强势地位上，这必然会遭到各种传统文化及其当代形态的回应甚至排斥。当代儒学运动回应西方文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指出西方文化的缺陷，批评西方文化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弊端；二是吸取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用之来充实自已的新形态。这在道理上和逻辑上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当代儒学在此存在或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或困限。比如在批评西方文化缺陷时仅仅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或以己之理想比人之现实，忽视这些缺陷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原因，从而使这些批评失去理论深度或学术意义。应该承认，在当代儒学运动中这样的批评是存在的。再比如在吸收西方文化时可能处于被西方文化吞没的境地，也就是由于儒学自身容量太小而西方文化过于庞大而使前者被“撑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文化中某些破坏儒学、否定儒学的理论和学说（如后现代主义和弗洛依德主义）的存在造成儒学难以包容它们，这就造成难以有效应对西方文化中的挑战。在此，我们无力讨论所有问题，只能以后现代主义和当代儒学关系来说明一下后者碰到的问题。如学界所知，某些论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儒学有相通之处，这当然不是一点学理根据都没有。但无疑地是，这些相通之处远远小于二者的相异、相隔之处，比起这些相异、相隔之处，那些相通之处是微不足道的。在更大和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和儒学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儒学在今天首要面对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力量，而不是和它相通互补。比如，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理性主义，而儒学则基本上是一种理性主义（它虽然包含神秘主义的某些东西，但这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根本不是一回事）；后现代主义明确地反基础、反本质，而儒学则无疑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将价值相对化、将人“杀死”，这显然是在去除儒学的立论基础，这是当代儒学所不易接受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这股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儒学又将面临一次重大的挑战。从这些情况来看，儒学在处理西方文化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儒学能战胜或克服西方文化，而是要求它在西方文化面前至少能做到自圆其说。但就是这个要求，至少目前的儒学距此似尚有距离。
 
最后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很清楚，人类近现代以来的巨大经验实体是各个学派的思想基础，各个不同学派都试图从自己的视角对此经验予以概括和，充实并提升自己的理论形态。对于当代儒学运动来说，处理人类近代以来的经验收获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任务。而最为直接的是，当代儒学首要应处理的是我们民族的当代实践经验。可是，由于传统儒学本身较为狭隘、有限的经验处理能力，这也使当代儒学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比如，如何运用儒学基本观念来统摄国人的市场实践？虽然从儒学的角度也可以说出一些道理，但往往不足以深刻地说明这一过程。再比如，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及东亚的社会转型或变迁，也是用儒家资本主义之类不足以深刻地解释的。还比如，如何理解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及与此相关的物欲放纵、心灵暌隔，就不是象传统儒生那样骂几句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能解决的。从今天来看，当代儒学远未能有效地“消化”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至于近现代人类的实践经验就更谈不上了。
 
总结上文可以说，当代儒学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有诸多困限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深劾受到其历史形态的制约，也就是说，站在今天的视角上看，历史上的儒学存在着许多狭隘和肤浅之处，并曾起过许多负面作用，这就为当代儒学带来了许多拖累，而且需要当代儒学也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二、当代儒学的出路
 
在思想史上，困限往往意味出路。当代儒学面临的诸多问题也许正指向它应该的方向。从宏观上看，当代儒学的出路在于理论的创构和实践的体现。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1、提高儒学的理论资质。坦率地说，儒学之所以在近衰落当然有许多原因，从其本身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理论资质比较低下，在近现代世界学术的广阔背景衬托下尤其如此。因此，提升儒学的理论资质是当代儒学最为根本的任务和出路。第一，拓展儒学的解释领域、提高其解释力度。我们知道传统儒学的解释力量主要集中在道德领域（这里是说儒学在其它领域的解释力量不够，而不是说它没有解释力量），那么，使儒学在、、文艺、心理等社会领域中平等发挥作用就是一个新的出路和工作方向。而要使儒学在这些领域能发挥有效的解释功能，必须从根本上拓展儒学的解释框架，使之从仅对道德的重视转向对当代人类社会诸多领域的重视。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的形态从狭隘、浑沌、粗糙转向开阔、分化、精细时，建基其上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完成这样的相应转变，否则后者是无法解释清楚前者的。具体到今天，儒学要想对当代社会拥有较大的解释力量，其解释一定要与当代人的视野所及相符合，一定要与当代人的心理和知识水平相适应。第二，改进儒学的思维工具。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含混、多义（同名异义）、缺乏实证的儒学范畴清晰、准确化、实证化；二是在吸收西方逻辑和佛教逻辑的基础上建立适合自己的逻辑，因为没有自己的逻辑学就等于缺少一个重要的思维基础。从目前来看，改进儒学的思维工具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成中英教授对阐释学方法的引入），但真正形成有儒学特色的又适应当代人类认知水平的思维工具，还需要相当艰辛的工作和相当长的时间。不过，这个工作方向是建构当代儒学形态所不可缺少的维度和相当重要的出路。第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诸学科、诸传统的学术营养，建立自己全面完善的体系和形态。我们知道，传统儒学有一种原始的全面性，但在现代学术映照之下，它表现为一种贫乏、单薄、无力的全面性。当代儒学必须以人类各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是市场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各个当代学科的知识为参照，在远为深刻、复杂的形态上重建其在现当代的全面性、完整性。
 
2、使儒学回归淑世传统，融入当代生活。如上文所说，儒学在实践领域有诸多困限，从宏观上说可分为实践者和实践方式两个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前一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儒家人才的培养和，其中有两个环节：第一是让人们接受儒学的思想观念，第二是让他们付诸实践。从原则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多难的问题，而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问题。儒学实践者的多少和优劣从根本上说和儒学的整体形象、现实功能、理论解释力相关。而且，这个问题直接和当代儒学实践方式的确定有关。在目前的讨论中，关于儒学实践方式的思考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或方向：第一是儒学体现在一般人的人文素养、道德品质中，基本上处于不被自觉的状态中；第二是儒学体现在商业、政治、教育等层面，基本上处于被自觉到但不被作为主导思想的状态中；第三是儒学被投入系统化的实践，且作为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坦率地说，就我们视野所及的时间来看，第三种是没有多大可能的，只有第一种和第二种还有些可能。当代儒学要回归淑世传统，融入当代生活，必须从第一、二两方面着手。其中的关键在于将儒学理论转化为与当代社会相符合的规范和信条。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传统儒学观念还是当代儒学新提出的观念，必须要满足当代人们的需求、服务于当代人的实践活动才能有意义。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剔除儒学中陈旧的成分，开发其适应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思想可能点，使之在现实生活中能有所体现。
 
总的说来，当代儒学的出路在于其困限的克服，其中首要的是理论困限，其次才是实践方面的困限。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后者，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造成的。也正是因此，前者的解决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进后者的解决。当然，在目前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时期之内，儒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出路问题在较大意义上处于偶然性的层面上。也就是说，其能否突破困限、觅到出路最关键在于能否觅到这两方面的人才且凑合到有利的发展机缘。而这决非是有什么历史必然性（即历史早已前定地规定好有或者无其人）的问题，而是由难以预料的各种大小因素碰撞到一起的结果。
 
最后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本文的立场。毫无疑问，本文不是站在当代儒学运动内部对它进行探索和开拓，而是立足其外部对当代儒学运动进行观察和思考。本文对于当代儒学运动中的问题予以指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一运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就真实本义来说，我们对于这一运动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我们并不愿意进入这一运动，因为觉得从某种传统出发的当代性建构毕竟还是受到一些思想限制，不如以平等心对待人类所有思想资源更稳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