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店楚简”——《郭店楚简校释》前言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涂宗流 时间:2010-09-01

一九九三年冬,湖北省荆门巿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了一批有字竹简,计七百三十一枚(含遗简一枚、残片二十七枚),13000多字,全部是著作,内容涉及儒、道两家学说。消息在报端披露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98年5月下旬,美国达慕思学院召开了《老子》国际研讨会,1998年6月以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日本东京大学等,都举办了专门的座谈会、报告会。一时,以郭店楚简研究为中心内容的“简帛学”成为国际显学,国际“简帛研究”网站起动,社会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郭店楚简研究专著已逾百部,研究数以千计。  

一、郭店楚简的价值  

一九九八年五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郭店楚墓竹简》,公布了除遗简以外的全部竹简图版以及七百零三枚竹简的释文、注释。其中有楚简《老子》、楚简《儒书》、楚简《语丛》,凡十八篇。楚简《老子》大部分文字见于今本《老子》,其中简长32.3厘米的39枚竹简其文字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甲”;简长30.6厘米的18枚竹简其文字也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乙”;简长26.5厘米的28枚竹简有14枚其文字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丙”;简长26.5厘米的另14枚竹简其文字不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太一生水”。楚简《儒书》,除《缁衣》篇曾见于《礼记》、《五行》篇曾见于七十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外,其余八篇均为先秦儒家佚书。楚简《语丛》是四组长度不到20厘米的短简,所书写的多为类似格言的文句。依简长以及编连线距离的差异,分为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

1、改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

郭店楚简面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术思想的许多新知识。“‘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维明语)

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中,由于对老子其人其书的怀疑,讲“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和”时,老子和《老子》一书是被排除在外的。一般哲学著作都把老子和庄子并在一起,放在墨子和孟子之后。而且认为老子和《老子》一书,有明显地反儒倾向。郭店楚简告诉我们,上述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楚简《老子》写在长短不同的三组竹简上,约2051字,是相对独立的三篇反映道家学术思想的论文。简长32.3厘米的“老子甲”,论述以道佐人主治国(约1086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19章,66章,46章的中段和下段,30章的上段和中段,15章,64章的下段,37章,63章,2章,32章,25章、5章的中段,16章的上段,64章的上段,56章,57章,55章,44章,40章,9章。简长30.6厘米的“老子乙”,以为道、守道为中心“言道家之用”(约390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59章,48章的上段,20的上段,13章,41章,52章的中段,45章,54章。简长26.5厘米的“老子丙”、“太一生水”,论述道和守道(约575字)。其中“老子丙”的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17章,18章,35章,31章的中段和下段,64章的下段。  

根据考古学专家认定,出土郭店楚简的荆门郭店一号墓的下葬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简文的著作时间,当然早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或者更早。孔子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551-479年,子思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483-402年,孟子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390-305年。《孟子》七篇乃孟子晚年所撰,因此,郭店楚简各书,都应早于《孟子》的写成。楚简《老子》甲、乙篇,写定的时间也许更早。 

楚简《老子》甲、乙篇的哲学倾向,明显的不同于今本《老子》。  

楚简《老子》A1:1-24: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忄爲      弃虑,民复季子。  

今本《老子》相应的文字在第19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     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亡有。  

楚简《老子》甲要绝弃的是机谋和巧言、自以为是的“有为”和私心忧虑,并不是儒家的圣、智、仁     、义。郭店楚简出土以前,因今本《老子》提倡绝弃仁     、义,使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对儒家是持批判态度的,上述所引今本《老子》的文字,是对儒家、墨家和孟子学派的仁     、义学说的驳论。并以此为论据,提出《老子》晚于《论语》、《墨子》甚至《孟子》一说。其理由就是《论语》、《墨子》、《孟子》提倡仁     、义,而《老子》反对仁     、义。  

郭店楚简提供的新知识告诉我们,司马迁所说“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之所言事,于周老子,……于楚老莱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非妄言,乃是历史事实。中国学术史上的道家、儒家均兴起于春秋晚期。道家、儒家在春秋晚期是互补的。老子、老莱子与孔子共同书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辉煌篇章,是世界文明史上“轴心时代”的三位中国伟大思想家。  

2、填补学术思想史的空白

楚简《儒书》,有八篇为先秦儒家佚书。楚简《儒书》的出现,给“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孔子的学说主要是关于“仁”和“礼”的阐发,“仁” 是人内部性情的流露,“礼” 是人外部行为的规范。“礼”是传统既有的,“仁”是孔子的发明。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为什么人的本性(人性)是“仁”?孔子本人也未来得及做完满地回答。孔子之后,关于“仁” 的学说,有《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心性论学派,有《易传》为代表的天道论学派。心性论学派以人异于禽兽为起点,明心见性,向内求索;天道论学派从宇宙到社会功利,由天及人,向外探寻。长期以来,在儒学研究中,《论语》、《孟子》、《易传》是儒学界重视的三部经典。至于从孔子到孟子那一百来年的情况,特别是洙泗学派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郭店《儒书》保留了孔子及洙泗儒家的言行与思想史料,儒家的仁、义、礼、智、圣、孝、悌、忠、信、慈、反己等均有界定和申说。其中对于天、性、心、情的讨论,使我们有了关于先秦儒家心性论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禅让说、忠臣说的论述,使我们有了关于先秦儒家伦理观的具体材料,对早期儒家的社会批判精神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3、对学科建设的贡献  

秦汉以来,对深藏在地下的文献有三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孔壁书,第二次是汲冢书,第三次就是郭店楚简。孔壁书出土直接导致了古文经学的兴起,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的技术和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基本确立。汲冢书出土,促使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特别兴盛而独立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晋代乃至以后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构变化。郭店楚简出土,直接面对出土文献的简帛学已经建立;对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必将促使我们对文献本身的真伪、成书、传承、版本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不断改变着我们对古代历史、思想、文化的看法,因此,针对文献文本的科学的文献学,也必将独立于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并且成为这些学科进步的最坚实的基础。  

二、郭店1号楚墓墓主  

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这么多的学术著作,与墓主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地位如何?墓主可能会是谁?

《文物》于1997年7月发表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一文,首先根据墓葬形制和葬品推测墓主地位相当于“上士”,认为竹简与墓主生前职业有关。此后,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庞朴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的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先生称墓主是个“老教授”,是年事已高的男子,曾任楚太子的老师。李先生墓葬的年代,判断这位太子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

在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上述看法的基础上,许多先生对墓主作了一些猜测,姜广辉先生提出陈良说,范毓周先生提出环渊说,李裕民先生提出慎到说。也有学者认为墓主是屈原。

墓主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大学问家,身份属士级贵族,这是大家的共识。如果以此为基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检讨各位先生对墓主的猜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先说屈原。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正如(清)沈德潜《说诗睟语》所称,屈原是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的楚国大学问家。然而他的身份却与墓主不类,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曾担任三闾大夫、左徒(仅次于令尹)等要职,比大家认定的士级贵族要高得多,仅此一点就说明屈原不可能是墓主。

次说环渊、慎到。环渊、慎到均为“稷下学士”,“为上大夫”,其身份高于墓主;且慎到有《慎子》一卷,四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列入法家,其学术思想大抵以齐万物为首,循而立法。此与公认为墓主收集整理的格言、警句的《语丛》所反映的思想没有共同之处。说“稷下学士”环渊、慎到游学于楚,死后葬于楚,缺乏文献依据。

再说陈良。《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先之也。”陈良,战国时楚人,“悦周公、仲尼之道”,是北学于中国的楚国大学问家,从学者有陈相、陈辛等。姜广辉先生提出的陈良说,有文献依据,似可成立。

三、《老子》的作者问题  

《庄子·天下》载:“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依此,“建之常无有”的是“老聃”,“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关尹“主之以太一”,名列“老聃”之前,理应与“老聃”同时,或早于“老聃”。《庄子·天下》这一记载说明,在《庄子·天下》篇写作的年代,关尹与老聃之间的关系、老聃所处的时代已经出现了疑问。到了司马迁写作《史记·老子列传》的年代,又出现了李耳与老聃的关系、太史儋与老聃的关系,还有老莱子与老聃的关系。司马迁面对这些无从考证的史料只有采取“疑则传疑”态度,于是《老子列传》中出现了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一为“字曰聃”)、“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的记载。司马迁根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并且记载了老子出关与关尹相会。

司马迁是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在肯定《老子》的作者是“李耳”的同时,留下“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这是对当时无从考证的史料采取“疑则传疑”态度的具体表现。

楚简《老子》溶入今本《老子》之后,道家后学者的思想与道家原创者的思想溶为一体,“经”、“说”莫辨,使后人不知哪是原创者的思想,哪是后学者的和创新。

司马迁没有见过楚简《老子》,《庄子·天下》篇的作者也没有见过楚简《老子》。在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篇作者的心目中,只有今本《老子》,所以《庄子·天下》篇说“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司马迁说“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老子》的作者。

楚简《老子》出土说明今本《老子》并不是唯一的《老子》版本,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篇作者所说的《老子》只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所说的“老聃”和“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的作者。

至于“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要做具体分析。司马迁的“疑则传疑”所传的是两种“疑”,一种是“众疑我不疑”,一种是“众疑我亦疑”。“或曰老莱子”属前者,“或曰儋即老子”属后者。

“或曰儋即老子”所传之“疑”,是“众疑我亦疑”。司马迁以为《庄子·天下》篇说的“老聃”是春秋老子,同时也把“战国老学首领”李耳当成春秋老子,所以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太史儋是战国早中期人,公元前374年见秦献公,司马迁认为太史儋不是春秋老子,因而把李耳、太史儋当成两个人。

“或曰老莱子”所传之“疑”,是“众疑我不疑”。此论的直接证据就是《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之后的“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佐证就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楚老莱子。”在司马迁心目中,老子(老聃)、老莱子是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孔子之所严事”的两位先哲,“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

楚简《老子》的出现,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中国学术史上最大公案的途径。当我们把郭店《老子》甲、乙以及《太一丙》(《大一生水》和《老子丙》)与《庄子·天下》、《史记·老子列传》放在一起考察时,便对老子其人其书有了明确地认识:《老子甲》、《老子乙》应是春秋道家原创者思想的表述,其作者可能分别是老子、老莱子,拟或是老子、老莱子的弟子对老子、老莱子思想的表述。《太一丙》(《大一生水》和《老子丙》)似为关尹子所作。今本《老子》当为“老学首领战国李耳”(冯友兰语)所作,李耳、太史儋、以及《庄子·天下》篇所说的“老聃”(“聃”读为“儋”)实为一人。  

四、楚简《儒书》的作者  

孔子是第一个关心社会历史本原问题的思想家。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崩溃的时期,孔子主张学习古先王之书,以古先王之道“治国”。孔子于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于舜则曰“君哉尧也”。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面对春秋中叶以后的“礼崩乐坏”局面,孔子提出了以“仁”治国的方略,其具体内容:一是“克己复礼”,一是“爱人”。“仁”,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亲爱,并且给人民一些好处。孔子与老子的天道本原相对应,构建了儒家的人道(社会伦理)本原学说。孔子认真研习“三皇”、“五帝”之书,仔细阅读“三代”之文,“删诗书,定礼乐”,治《周易》,著《春秋》,使历史本原文本经典化。在将历史本原文本经典化过程中,使“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宝库。

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家。洙泗门人,指孔子授徒于洙、泗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洙泗,洙水和泗水。古时洙、泗二水,自今山东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地区春秋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二水之间的曲阜聚徒讲学,后因以“洙泗”代称孔子及儒家。孔子的洙泗门人中,“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上述十人只是洙泗门人之贤者的代表。其中孔子最钟爱的是颜渊。陆夫子(南宋荆门知军陆九渊)曰: “颜子问仁之后,夫子许多事业,皆分付颜子了。”(《陆九渊集》379页,卷三十四,语录上)以仁发明古先王之道,是孔子在“颜子问仁之后”,分付颜子的主要事业。陆夫子又曰:“洙泗门人,其间自有与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记礼之书,其言多原老氏之意。”(《陆九渊集》407页,卷三十四,语录上)孔子曾不只一次地问礼、问道于老子,也曾问“业”于老莱子。“孔子之所严事”的精神,为洙泗门人所继承,故“其间自有与老氏之徒相通者”。  

郭店楚简有“儒书”十篇,其中《君子于教》(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是对孔子“仁”和“礼”学说的具体说明;《性自命出》关于天、性、心、情的讨论,是对仁是人的本性(人性)的回答;《唐虞之道》是对孔子 “亲亲”、“尊贤”思想的论说;《忠信之道》是对孔子“言忠信”思想的发挥。  

郭店楚简中“道书”与“儒书”在思想上相互融通、相互补充,“儒书”所反映的儒家的伦理观中也包涵有非儒家思想。依此,可以说郭店楚简中的“儒书”,与洙泗门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郭店楚简儒家佚书,正是洙泗门人学术思想的反映,是洙泗门人留下的宝贵言行与思想史料。  

曾子、子思是孔子洙泗门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曾子,名参,字子舆。“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史记·仲尼弟子传》)《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已佚。《大戴礼记》有《曾子》十篇,后人定名《曾子》刊行,凡四卷。陆夫子曰:“颜子没,……夫子事业自是无传矣。曾子虽能传其脉,然参也鲁,岂能望颜子之素蓄。幸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陆九渊集》397页,卷三十四,语录上)子思,姓孔氏,名伋,孔子孙,曾为鲁缪公师。《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代以后散佚。(清)魏源取《礼记》之《中庸》、《坊记》、《表记》、《缁衣》四篇为之《子思章句》。

曾子、子思是“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的两位儒学大师,曾子传《大学》,子思作《中庸》。“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大学章句》)《中庸》,“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熹:《中庸章句序》)“……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中庸章句》)朱熹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合起来称为“四书”,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子、子思传至孟子的儒家道统。

郭店“儒书”十篇中,《缁衣》一篇,与传世的《礼记·缁衣》属于同一传本,只是郭店《缁衣》更接近原本面貌。郭店《缁衣》出自子思。另外,《五行》一篇的思想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与《礼记·中庸》多相吻合,其内容与《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相一致。郭店《五行》亦出自子思。

郭店《鲁穆公》,记录了子思关于何谓忠臣的言论。通过对子思关于何谓忠臣的言论的评述,表现了子思高尚的人格。《穷达以时》强调君子不以穷达的立身之道,与《鲁穆公》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一致。《鲁穆公》、《穷达以时》似出自子思门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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