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衡今，资治育人——儒家史论通说

维系华夏吾族五千年统绪相连、连绵不断者为文化。中国文化悠久，厚重博大，自有其历史之连续性和思想之一贯性。此种连续性和一贯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思想文化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主流、主干。儒家思想文化不但形塑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世界，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品格，引导和规制着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行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1]

与道家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法家的现实功利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除却庞大丰富的历史典籍之外，几乎历代儒家都对历史作出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议论和评价，从而构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史论。“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2]儒家的史论浩淼淹博、寓意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和思想宝库，是打开神秘幽测的历史之门的一把锁钥，也是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文化特征的一个必要途径。

一、儒家史论的形成发展

了解儒家的史论，首先需要对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殊。在中国古代，没有“历史”这一专有名词，与之相近的两个字是“历”与“史”。《说文》上说：“历，过也。”《广韵》上说：“历，经历。”《尚书》上说：“既历三纪，世变风移。”[3]其中“史”一词之含义近乎等于“历史”一词之含义。“史，记事者也，从乂持中，中正也。”[4]“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5]由此而言：“夫以史为手持中正，则判断尚矣，即所谓史识焉；以史为职掌隆重，所归，则史学尚矣；以史为是非之所判，劝勉之所资，则史德尚矣；至于剪裁润色，勒成一家之言，则即昔人所谓史才。”[6]

一般地讲，构成“历史”的要素大体可以分为史实、史料、史籍、史学等四个层面。所谓史实，是指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的时间之流中“往者不可谏”[8]的事实和真相，它具有唯一性，因而具有不可复原性。但是，人不仅具有记忆的本能，也具有好奇的本性。人希望认识自身，就不得不、也不能不对自身以往的史实进行回忆和分析，而其所凭借的物件，就是史料。“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9]广义上的史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等；一类是文字记录，如《四库全书》分类法确立的史部之列的史书，实际上经部、子部、集部中也含有大量的史料。[10]文字记录史料中的史书，就是史籍。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的学问，它力图弄明白“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11]史学的范围比较宽泛，举凡对过去史实、史料、史籍等进行研究的学问皆可称为史学。

史论与上述“历史”的诸构成要素都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史论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必要的层面，一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对该历史事实进行的议论，而其中又以议论为主。古代的议，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通称为“论”。《韵术》中说：“论者，议也。”魏文帝曹丕认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2]即强调“书论”体重在讲明道理。西晋时期的陆机主张“论”体的风格是“论精微而朗畅”。[13]即强调“论”体要意义精深而行文流畅。齐梁时代的刘勰则对“论”体有着更为出色的解说和系统的梳理：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14]

在这里，刘勰给予“论”体以明确界定，强调“论”体“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功用，把“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作为“论”体的衡量标准；同时，他还把“论”体分为政论、史论等不同种类，点评了历史上诸“论”体名篇，并初步分析了历史上的一些史论的得失。至此，“论”体的宗旨、风格大体确立。及至南朝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时，特地收入了《汉书》、《后汉书》、《宋书》里面的论、赞、序等“史论”九篇，又使史论的内容、宗旨、风格大体得以厘定。唐朝刘知己对此说：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