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难点和方法思考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　西医学

　　中、西医学属于两种医学体系。中医学文明源于东方中国文化,西医学文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尽管研究对象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地域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异化为认识与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中、西医两种医学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医学,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必须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创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即中西医结合整体医学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1]。中西医结合经历了50多年的探索过程,许多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进入到这一广阔的领域中,有的以中医为主,兼通西医；有的以西医为主,兼通中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甚至面对“结而不合”的尴尬局面。笔者现就中西医结合的难点和方法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1  中西医结合存在问题

　　1.1  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
   
　　即使是相同的概念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难以沟通,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障碍。如中医藏象学说中的“肾”,虽与西医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其生理、病理上的含义却不同。因为中医的某一脏腑不单纯指一个器官,它包含了现代医学多个系统的功能,它是建立在中医藏象学说基础之上的,具有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经验反证的特点,虽有较为粗略的解剖印迹,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功能和关系,本质上是归纳人体各种功能和表象信息的符号系统。

　　1.2  中医学某些理论难以被证实或证伪

　　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哲学思想方法直接参与了中医理论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哲学思想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的表达,但因理论概念较抽象,思辨性强而精确性低,随之亦产生了歧义性和模糊性。如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宇宙间各种现象和事物属性的一般概括和总结,含有丰富的哲学含义,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证明。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难度。

　　1.3  缺乏中西医结合理论的指导

　　虽然目前在临床上可以实现中西医两种手段和技术的交叉并用,但在理论上依然需要掌握两种不同的内容体系,在理论基础与学科内涵上依旧分别脚踩着中西医学两条“旧船”[2],中西医结合在理论范式上至今还处在“结而未合”的状态。现在不少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既用传统的望闻问切,也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医诊断的不明确性；治疗疾病时既用中药,又用西药,但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只是简单的药物叠加,对其作用机理和相互间作用不甚明确。所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还是机械的、低层次的结合,处于结合的初级阶段。

　　1.4  中医现代研究的某些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

　　如中医证实质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主要的攻关对象,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以现代医学客观指标为中介,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和融合[3]。然而,一个证研究出来的理化指标往往多达几十个,由于很多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因此,在临床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脾虚证为例,观察的指标有70余项,所观察的众多指标在脾虚状态下均为异常,最终脾虚证成了无病不涉、无指标不异常的证候,这种结论的本身就是对特异性的否定。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最后认为脾虚证具有诊断意义的客观指标是尿中D木糖排泄量减少、唾液淀粉酶活性异常。尽管这两项指标的改变对小肠黏膜疾病和吸收功能障碍一类疾病具有诊断意义,但脾虚证的范围远远不只小肠黏膜异常所能概括,即使是小肠黏膜及其功能正常者,脾虚患者也大有人在。中医常说的素体脾虚、脾虚状态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病理改变,一项或几项客观指标的改变不可能概括所有的脾虚证[4]。

　　1.5  中药药理研究的困惑
   
　　目前所进行的中药药理研究主要是用西医药理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分析,提取有效成分,研究某一有效成分对某病或某一检测指标的影响。虽然用这种方法研制出了一些具有稳定疗效的新药(如青蒿素等),但更多的药理研究结果与中医临床实践不符,如许多中药实验证明抗菌作用不强,但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却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另外,由于每种中药含有多种成分,复方少则几味药,多则几十味药,到底是哪些成分起治疗作用,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综合作用如何,在人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高难度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