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院调解制度的分析与思考

　　论文摘要：“彭宇”案最终以调解结案，法院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同时也是国家治理技术的一方面，但调解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相关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当事人、法院、法官的利益诉求为契机，司考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方向不失为一种思路。 
　　论文关键词：法院调解；利益；制度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彭宇”成为网络搜索的热门，在百度上输入“彭宇”你可以得到437，000条搜索结果。我们不用也无法去再现事件的经过，而现在法庭所呈现的案情经过也只是些证据拼图。当一审法官根据公平原则敲下法槌判决彭宇赔偿徐老太4.5万元的时候，身后激起骂声一片，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公民道德的一种挑衅。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当大家对二审结果翘首期盼，各家媒体亟待法院给个说法的时候，消息传来：经过多方调解，二审当事人庭外和解撤诉。蠢蠢欲动的媒体和公众失望了，期望明明白白的说法换成了一串省略号，引发无数遐想，于是有人大代表呼吁：最终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在二审调解过程中，江苏省、南京市以及省高院和市中院的各级领导都再此参与了调解方案的制定，省委书记李源潮明确提出要化解矛盾，调解结案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虽然关于调解的具体过程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民事纠纷的解决牵涉其中的不仅是当事人、法官、法院还有政府、社会公众一起牵涉其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各方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价值取向或者说是一种利益诉求。 
　　二、法院调解制度中利益的博弈 
　　从调解权的法律属性来看，它兼有审判权和处分权的属性，当事人是其中重要的主体。其次，作为审判权的主体是国家，法院代表国家享有并行使审判权也是调解制度中的利益主体。更为直接的是审判权的直接行使者是法官，直接参与调解制度的全过程。由此我们将一一分析法院、法官、当事人三个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在法院调解制度中利益博弈。 
　　（一）当事人是法院调解的重要主体，根据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当事人决定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已经调解的内容，因此得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态度起到重要影响。 
　　诉讼中的当事人期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法院调解强调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并不通过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划分，因此在调解协商过程中更容易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诉讼程序中，尤其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对抗查明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对纠纷作出裁判，这种对抗无疑强化了当事人的敌对性不利于纠纷的真正解决。通常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有利益的分歧也有利益的共同，如果纠纷解决后关系能够继续维系也就是一种利益的实现，因此弱化当事人的对立是当事人面向未来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另外法院调解的保密性能为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诉讼的公开原则保证司法公正实现法律正义，但是在民事纠纷中涉及的相关事实往往是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同时法律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相对于自行和解协议而言是对当事人利益实现提供一种有效的保障。最新的诉讼收费标准将调解收费减半，也使当事人从诉讼经济的角度选择调解。 
　　（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始就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职能，成为团结群众巩固政权，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的象征。首先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考虑法院所肩负的政治职能。在许多纠纷中涉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但是严格法律适用并不能保证最后实质的正义，一些弱势个体因为诉讼能力差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实现，当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当事人和社会都无法接受，就会带来当事人的抗争（比如群体上访、甚至是更极端的冲突），带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对法院公正性的怀疑。其次有利于解决上诉、缠诉的问题。当事人不断上诉、缠诉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占用，当纠纷日益增加的时候这种上诉、缠诉无疑使本来就资源紧张的法院感到力不从心，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诉也是对法院先前工作的质疑，对法院的权威性带来压力。因此让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缠诉，就是如何让当事人真正就收纠纷处理结果的问题，调解中当事人自由协商、处分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如何破解执行难题是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新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重大调整，而法院调解也是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途径，判决书内容来源于法官根据事实适用法律做出的裁判，不可能保证所有当事人输赢皆服，法院的判决难以实现，因此我们看到调解制度在满足了政治内涵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法院自我保护的工具。 
　　（三）法官作为调解者，周旋于当事人之间，法律赋予了他斡旋的权威。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促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因素。错案追究制度下的法官不得不考虑自身风险，调解书不要求写明法律理由和依据，做出结论的事实和依据被淡化。法官趋利避害，为了减少自己的司法责任更倾向于调解。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二审中当二审法院可能会因为与一审法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避免改判而用调解结案。司法肩负的政治职能和司法行政化体制使司法政策对法官的行为倾向产生重要影响，法官既是司法权的行使着也是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一员。法院重新将调解结案率作为内部激励机制，无疑也是对法官调解倾向的强化。这种自身利益需求又可能催生诱导调解、强迫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