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为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方面要求限制君主专权，另一方面又提倡新教改革，希望脱离基督教会对人们意识的掌控。同这一时代特征相对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教会的专权，要求将神法与人法相分离，但是又要求对君主的权利有所限制。其主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1）受重商主义和开明专制主义思想所影响，早期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们重点关注对腐朽的宗教制度的反抗。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承认永恒的正当，理性的命令——即自然法的存在，但同时却并不承认自然法同宗教中上帝的联系。德国的塞缪尔·普芬道夫在格老秀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自然法体系。但由于缺少对王权的限制，这一时期实施自然法的最终保证只能是统治者的自制和智慧。（2）1649年英国清教改革后，政治、经济，哲学中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法的支配及相应的分权理论，如洛克认为：每个人都可执行自然法，处罚违反自然法，侵害他人自然权利的行为。（3）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代表人物卢梭却提出了与以上学者们相反的观点，在坚持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他要求人民必须绝对遵守主权者的命令。并认为这种做法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主权，然而托克维尔却称之为“多数人的专制”，博登海默也认为，这种依多数人意见做决策的方式易导向“绝对的民主”。 无独有偶，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也提倡议会至上原则，认为“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
（四）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对立
1789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欧洲大陆形成了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强调普遍理性、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论逐渐式微，学者们更加关注各民族，地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自身特征。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继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更注重民族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历史之中，而且真正的源泉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这种对民族法律文化个性的关注深深影响了之后的法学理论研究。而这一时期真正与自然法学派在“恶法非法”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的是分析法学派，也即法律实证主义。发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发展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及它在法学界的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他们摈弃一切哲学中的教条和纯理论主张，蔑视所有的伦理，社会因素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认为只有建立在经过检验和证实的知觉经验基础上的关于现实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正义即合法性。其代表人物约翰·奥斯丁创立了分析法学派，强调实在法的影响和“主权者的命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纯粹法学派则更加彻底，如汉斯·凯尔森就要求清除法律科学中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因素，单纯注重法律的形式和结构。“法律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涵义，其决定标准乃是‘强力因素’”。因此，这一学派自开创伊始就同自然法学派就“恶法非法”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H.L.A.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主义运动却缓和了这一矛盾，他们修正了奥斯丁等人的一些过激观点，承认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和自然法哲学的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坚决捍卫实证主义“忠实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其中有些规则可能和该社会的道德意识明显不相符合”。
自反对提倡实在法律制度的绝对完善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的利益法学运动和自由法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以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新兴法学流派不断涌现，使得本世纪的法学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因此，现时的法学学者们不再单纯关注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某一方面。现时的法律实践也往往是多种手段的结合，既强调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又伴随着对利益，目的，价值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衡量。在这种状况下，关于“恶法非法”之争亦逐渐式微。
三、“恶法非法”之争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这场实然法与应然法之争贯穿几千年，对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者们观察，研究法律问题的角度、方法，手段也愈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恶法非法”之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就司法实践而言，“恶法非法”之争必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争论带来的“恶法之恶”与法本身的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大量借助法律解释的帮助，以获得个案的衡平。如杨仁寿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所说“对于恶法，应作合理的阐释，使之合乎法的目的性”。 各民族各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所长期采取的这种作法，使得法律解释体系更加完善、严密。
其次，就这一命题本身而言，前人的各种著述令我们明白，要想达到“良法之治”的效果，就要实现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良善的法律不应该仅仅是符合道德，符合自然公正，符合自然法；法律的形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