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论文摘要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论文关键词 恶法非法 自然法 分析法学 法律实证主义 历史法学派

　　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古希腊智者克里克勒，最早提出了法有良善之分的观点，并将良法的确认标准归之于自然法。 即不合乎自然法之法。自然法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它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各个时代的法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出自己心目中的自然法理念。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将之称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中世纪神学家认为它是“神的理性和智慧在人间的反映”，而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但总体而言，自然法总是相对于实际制定的实在法而言的，具有能够衡量实在法是否具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法的价值的功能的某种特定标准。与“恶法非法”相对的自然是“恶法亦法”，顾名思义，它强调即使不符合自然法的标准，实在法依然应该为人们所遵守。他们认为：法令条文本身作为法律形式应有其权威性。法律既然被颁布，就应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然而，“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间的对立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恶法非法”强调的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而“恶法亦法”强调的是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1）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2）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也即良好的法治应当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正如我国学者刘杨所说：“应从统一性的方面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二者的对立只具有方法、策略、手段的意义，在根本目的和宗旨上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法治的两块基石。可以说，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是流淌在同一条河道上的思想之流。”

　　二、“恶法非法”之争的历史进程

　　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如同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的历史始终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坚持细致的规则之间摆动一样，法律的历史也长期在“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此消彼长之间摆动。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萌芽阶段的宗教法与君王法令的对立
　　在荷马史诗和海希奥德的诗歌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法律被认为是由神所颁布的，而法律和宗教之间密不可分，人们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祗之命令，即使是国王的权力，也是神所赐予的。当王权与宗教仪式产生冲突时，宗教法占据更高的地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安提戈涅的弟弟他生前违反了国家法律，克里奥的国王禁止安提戈涅给他举行葬礼，但安提戈涅依然按宗教仪式的规定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因为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葬礼是神圣的法律命令。 在王令与神之法对抗时，他们选择适用了非实在法形式的神之法，这也是“恶法非法”之争的最早体现。
　　（二）自然法、神法与唯名论者的对立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在宇宙中普遍有效”，西塞罗认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反映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共有成分的万民法，即自然法。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基本反映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阶梯》等官方学术著作中，按此观点，不合于宇宙普遍有效的自然法的实在法，当然要作为“恶法”加以摈弃了。
　　中世纪最早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使徒的书信中，指出自然法是“刻在人心中的法律”。教会法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法即是上帝之法”，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巧妙结合，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法四类。自然法作为神的领域的永恒法在人间的反映，地位高于人法。此种位阶高下之分亦表明法学学者们对于恶法的否定。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不可知论者们或曰唯名论者们如约翰·邓斯·斯各脱等认为上帝的自然法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实际适用。这一观点虽然在当时尚未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却客观促进了19世纪的伦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