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杀与不杀：民意的鸿沟如何填补

      然而，对那些非暴力犯判决死刑，表面上似乎实现了刑罚的威慑力和特殊预防目的，但本质上，它仅仅是形式主义地呼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望，民众的每一次欢呼实际上都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虚幻满足。大家应该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随着任何一起非暴力犯的死刑而得到改善，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腐败无数次验证了这一点，死刑并没有震慑腐败。因此，每一起贪腐犯罪的死刑客观上都在加深这一民意的鸿沟，以至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国家有义务告诉民众另外一种遏制腐败的路径，而不是依赖于死刑来掩盖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深层次问题。对死刑的过度崇拜甚至迷信，必然导致对其他正常管控手段的轻蔑或者忽视。对某一个腐败官员的死刑，当然意味着反腐败事业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某一层面上，反复的死刑适用同样意味着腐败预防工作存在着的体制性缺陷。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让一个官员能够腐败“壮大”到判处死刑的地步，而不是在其腐败萌芽之际即予“扼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预防腐败机制的失败。
对非暴力犯限制适用死刑，并不是站在文强和王益们的立场之上，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辩解，而在于我们既要尊重民众对于正义的追求，但又不盲从于、屈服于民众的非理性呼吁，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义务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国家管理模式，预防腐败，从而真正满足人民对公正的期盼。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缓慢而坚决的进步，我们才能慢慢地填平这一民意的鸿沟，回到正途，真正地实现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