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研究

    这需要从用户用电的实际情况谈起。电流在产生、输送阶段分别由发电企业和供电企业控制，此时的电流对于电力用户来说并没有实际用处。电流对于电力用户的实际用处是在电流进入电力用户实际控制范围（配电装置以内）驱动电器时才发生的。由此可见，对电力用户用电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仅限于在其不动产入口处安装的配电装置，连接配电装置与电器的线路及电器。配电装置以外的电力设施，包括电力用户出资安装的输电线路及变压设施，皆无使用价值。这条线路及线路上的变压设施安装完成并接通供电企业的电源后，即提供给了供电企业用于从事输电、变电作业使用。供电企业对该线路及线路上的变压设施的使用与对该线路上游的线路及其它电力设施（指连接该线路与发电厂的线路及其上的其它电力设施）的使用并无区别。其使用权也不亚于对上游线路及其它电力设施的使用权利。对此可作有力佐证的，是在供电方提供的供电格式合同中赫然写着这样的条款：在用户出资建设的“专用线路”上，电业部门有权批准新用户搭接线路或搭表用电，用户不得拒绝。这一条款使电力用户丧失了对其出资建设的“专用线路”的控制权，“专用线路”成了非专用线路，供电企业对该线路也就享有了完整的、不受产权人控制的使用权。
    第二，关于“专用线路”收益情况的考察分析
    收益是指利用财产获取新的经济利益，包括使用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和出租、出卖财产获取经济利益。供电企业是通过使用电力设施从事电流输送和供应作业而获取经济利益的，其收益表现为其卖电收入扣除经营成本后的利润。谁都知道，我国电力行业的收益具有丰厚、稳定的特点。这源于供电行业具有垄断性，一般民事主体不能“染指”该行业以及电在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写作前夕，湖北恩施电力公司6亿元天量分红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8]。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供电行业收益之丰厚。
    在考察供电企业使用电力设施（其中包括由用户出资建设的输电线路及其它电力设施）获取收益的情况后，我们再考察一下用户对其享有“产权”的“专用线路”是否有收益？如前所述，财产的收益不仅可以通过财产的使用获取，还可以通过财产的处分（出租或出卖）获取。前面我们已经论证，在通电后，用户出资建设的“专用线路”对其并无实际意义，该线路的实际使用者是供电企业而且还享有完整的使用权和处分权（搭建新线路、新设施的权利），剩下来的问题仅仅是供电企业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是否付费？如果付费，即表明作为产权人的用户对该线路还有收益，其产权中还保留着收益权能；反之，如无收益，其产权也就成了既无使用权能、处分权能，也无收益权能的名义上的空虚产权。大家都很清楚，现实情况是：供电企业对用户“专用线路”的使用（用以从事供电作业）和处分（在该线路上搭建新的线路和其他电力设施）是无须向用户支付任何费用的。这清楚的表明，用户对其出资建设的“专用线路”享有的是既无使用权能、处分权能，也无收益权能的完全空虚的“名义上的产权”，而无“名义上产权”的供电企业对该线路却实实在在地享有着产权所内涵的各种权能—使用权能、处分权能和收益权能。也许有人会说，用户通过这条线路获得了电力供应，这也是一种收益。如果这也算一种收益的话，必须指出的是：用户在出资建设该线路时已经为这种收益支付了对价，对该线路后续的使用，特别是在该线路上为别人搭建新线路、新设施时，用户仍然是没有收益的。
    侵权责任法对一般侵权责任实行“谁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谁就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对高度危险作业和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则实行“谁受益，谁担风险，谁负责”的归责原则。根据这些归责原则，结合我们前面对“专用线路”的使用和收益情况所作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定性为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责任，不考虑线路的产权归属，将赔偿责任一律分配给供电作业受益者供电企业是公平合理的；而《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按物件致人损害责任将赔偿责任分配给线路产权人，在遇到线路产权与供电作业经营分属不同主体时，责任就会落到对线路并无实际使用权能、处分权能、收益权能而仅有产权人名义的空虚产权人（电力用户）一方；而使用线路从事供电作业，虽无产权人名义，却实际享有产权各项权能的另一方主体—供电作业经营者则得以逃脱责任，这是极不公平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公平的结果，这源于《供电营业规则》为维护本部门利益，先用一个“空虚产权”套住出资建设“专用线路”的电力用户，然后再将线路管理、维护的义务强加给电力用户，最后又进一步进行逻辑演绎，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强加给用户。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不质疑向用户收取“专用线路”建设费用的合理性，因为“专用线路”建设增加了供电企业的供电成本，向用户收取一定费用以弥补其增加的成本是合理的。我们质疑的是《供电营业规则》实行的用空虚产权的名义将用户套住，然后再将管理、维护义务和侵权责任强加给用户的这一套做法。我们认为，如果将电力体制改革中实行过的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建设的输电线路并人公共电网统一经营管理的做法扩展适用到其他电力用户出资建设的输电线路，前述不公平就会消除。
    对触电损害由线路产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早在《侵权责任法》制定前，学界就从合理性角度提出过质疑。例如，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一书就曾指出：“造成电击伤害的，是输电线路上的高压电力，而不是输电线路本身。如果输电线路上没有高压电流通过，即与居民用来晾衣服的普通金属线无异，不存在高度危险；即使造成伤害，也属于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发生电击事故的输电线路产权人可能是供电公司，也可能是电网经营者，也可能是农村经济组织（农网改造未完成的地区），但发生高压放电导致电击伤害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供电公司所经营的高压电能。……一些地方法院受电力管理部门旧有规章影响，对于原属于农网的高压输电线路上发生的电击伤害案件，不是判决供电公司承担责任，而是按线路产权归属判决由农村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承担责任，实际上使受害人得不到赔偿。这样的判决是不正确的。”该书还以此为理由，提出了“高压输电线路及变压设施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高压输电线路的经营者、高压设施的所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6]94-95。张新宝教授在赞同高压输电线路发生的电击损害由高压输电线路的经营者承担责任的建议的同时，质疑了高压设备造成的损害由设施所有人承担责任的建议。他认为，“在居民院落里的高压变电设备虽为院落主人所有，但实际上由供电部门组织安装和管理。如果发生事故，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简单认定所有人承担责任是欠妥当的。”[4]330
    四、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两种不同定性的实践价值考量
    对法律的合理性评价是从人类理性出发进行的评价，看其是否符合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而法律的实践评价则是从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出发进行的评价，看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一项既合理又能产生积极社会效果的法律规定，是良法；而一项既不合理又会滋生消极社会效果的法律规定则为劣法。在一般情况下，一项合理的法律规定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某法律规定都是合理的，但其社会效果却大不相同。例如，物的借用人未经所有人同意将其占有的借用物出卖给了不知情的买受人，从而在原所有人与善意买受人之间发生了纠纷。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就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从保护所有人角度出发，赋予所有人向买受人请求返还原物的权利；二是从保护善意买受人角度出发，让买受人取得买受物的所有权，从而使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消灭，不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原物。两种立法都各有道理，而且无法评价谁更有理。但是，两种立法选择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则正好相反：选择前一种立法，人们就会在买东西时对出卖人有无所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其结果就会阻碍交易；选择后一种立法，人们将不会就出卖人对出卖物是否真有所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只要出卖物在出卖人占有之下，人们就会放心地购买，出卖人对出卖物是否真正享有所有权的问题就不会成为交易的障碍。正是从是否有利于交易之社会效果出发，人们选择了后一种立法，建立了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在对一项法律规定之是否正确进行评价时，不仅要从人类理性角度出发考察其是否符合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而且还要从实践价值角度出发考察其实施的社会效果。本文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的两种不同立法的评价亦不例外。根据侵权责任法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两种不同立法的实践价值评价，须追问以下问题：
    （一）谁的司法成本最低且最能有效保护受害人
    保护受害人，将受害人所受损害合理地转移给相关当事人，是侵权责任法重要的价值诉求。而要实现损害后果的合理转移，法院就要审理当事人提出的诉讼纠纷案件，作出裁判并加以执行。这需要法院付出一定的司法成本，消耗一定的司法资源。如果侵权责任法在责任主体、责任构成条件、归责原则、免责事由诸方面规定合理，法院就能顺利处理案件，以较少的司法成本获得较好的司法效果。无论在责任主体、责任构成条件、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哪一方面规定不合理，都会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难度，付出很高的司法成本而收不到应有的司法效果，甚至导致当事人无限期地缠讼、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这不仅消耗法院的司法资源，还消耗政府的行政资源。过去在农网并入国家公共电网前，依产权将农网上发生的触电损害赔偿责任裁判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并网后才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在诉讼中，当事人不仅要讲法，从法的角度进行争辩，也要讲理，从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角度进行争辩。对法院依据不符合公理的法作出的裁判，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一方当事人是不会服判的。他不仅要自己进行抗争，还会动员他可能动员的社会力量进行抗争。毕竟在法与理的关系上是理大于法。
    具体到我们研究的有关触电损害赔偿的两种立法，谁的司法成本低、效果好，我们是不难加以分辨的。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定性为高压电输送作业致人损害并以此将责任主体确定为作业经营者供电企业，诉讼就只能在受害人与供电企业之间进行，不会牵涉到第三人，法院只要查明损害是由电击引起的，且损害发生于建筑物外的输电线路上，法院即可裁判由供电企业赔偿。由于供电企业有能力赔偿且有办法化解赔偿成本，再加上找不到由其他主体赔偿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只要该企业有一点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不会缠讼的，更不会上访闹事。如果将触电损害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并由此而将线路产权人确定为责任主体，诉讼中就会出现另一番情境：由于受害人无法从外观上识别线路产权的归属，他只能向供电企业提起诉讼。于是在诉讼中出现了受害人与供电企业两方当事人。如果诉讼中供电企业提出事故线路的产权归属于某电力用户并由该用户承担责任，于是诉讼中又拖进了第三方主体—某电力用户，其审理的范围和难度也就因此而大为增大。法院除审理损害是否由电击引起的事故、线路是否在建筑物中外，还要审理事故线路的产权归属。一旦审理事故线路的产权归属，电力用户就会以《供电营业规则》中规定的除出资标准外的其它标准抗辩。前文提到的在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就产权归属进行的无休止的纠缠也就出现了，法院也就被置于究竟依谁的主张裁判案件的两难境地，从而使裁判的难度大为增加。如果法院依出资标准认定事故线路产权归用户，并判决用户承担赔偿责任，除该用户财力雄厚，或赔偿金额不大，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而执行裁判外，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执行判决而继续缠讼，这又增加了法院处理案件的难度。如果用户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体，引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在城市居民小区外开发商出资建设的“专用线路”上发生了触电损害事故，如果判决小区业主集体赔偿，就可能像当年判决农民集体赔偿一样，引发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亦会出现当年处理由农网触电损害赔偿案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样的情景：由政府出面协调，令供电企业出钱赔偿了事。
    《侵权责任法》以保护受害人为宗旨，而责任主体的确定对受害人能否获得实在的保护十分重要，因为受害人在诉讼中获胜只是为他获得赔偿提供了一种法律上的可能性，而他实际上能否获得赔偿还取决于责任人有无赔偿能力。如果责任人无赔偿能力，法院的胜诉判决便会化为一纸空文。因此，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是确定供电企业好还是确定电力用户好，除了要从合理性角度加以考量外，在出现两个被告时，还需要从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的赔偿能力方面加以考量。高压电击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主体可能会承担数额巨大的赔偿责任。从社会角度考虑，化解高压电击事故造成的损害的最佳途径是由具有足够赔偿能力的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方面能使受害人获得充分救济，另一方面又能避免经济能力上较弱的当事人由于赔偿而陷于艰难的困境中。在我国触电损害赔偿责任法律规定中，已经出现的两个责任主体—供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供电企业基于其行业垄断地位，利润丰厚稳定且具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而电力用户的赔偿能力则大小不一。如果赔偿责任由电力用户承担，那么将面临责任人有能力赔偿，赔偿能力低下和无赔偿能力三种情况。如果面临电力用户无赔偿能力，受害人将不能获得赔偿；如果电力用户赔偿能力低，一方面受害人不能获得足够的赔偿，另一方面又会使赔偿人陷入经济困境之中，甚至破产。因此，让处于垄断地位的有足够赔偿能力的供电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也是最佳的公共政策选择。
    （二）谁有利于高压电击损害赔偿责任成本的化解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工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新的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极大地造福了人类，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在负面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频繁引发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和财产的事故，而这些事故一旦发生，所产生的损害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所未曾有过的。对于这些事故的发生，依人类社会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还是难以进行控制的。但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不可能抛弃这些科技文明，于是人类社会只能从危险防范和损害后果化解两个层面来寻求对策。
    在损害后果化解层面，当今社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对策。一是全社会赔偿理论下的国家赔偿对策。这种理论认为，因工业化和高科技是在造福全社会，故其对特定当事人造成的损害自应由国家代表全社会进行赔偿。二是集体赔偿理论下的经由特定主体赔偿后再通过其营业或责任保险在特定群体中加以分散的对策。前一种对策不利于危险的防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让全社会纳税人来为危险作业经营者和危险物品所有人、使用人分担责任也不合理[9]，除个别国家外，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不采。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对策。采用第一种对策与侵权责任法无关，而采用第二种对策时，则要求侵权责任法在确定危险责任主体时，把有利于分担损害后果作为其考量的因素。
    前面提到，在集体赔偿理论模式下，损害后果的分散有营业与责任保险两种方式。前一种方式由危险作业的经营者将其承担危险责任的付出加入其经营成本，然后分散给接受其服务的消费者。后一种方式是由可能承担危险责任的主体向保险公司投保责任险，实际的损害赔偿责任发生后再转移给保险公司承担。前一种方式适用于垄断经营行业，因为它服务的消费者群体人数众多，足以分散该行业中基于其危险作业或危险物品所造成的损害。后一种方式适用于分散作业的高危领域，如汽车运输领域。在这一领域，众多运输作业者与作业服务的消费者为车主同一个人，如私车。为保护运输作业的受害人和避免个别责任人因赔偿责任而陷入经济困境，强制责任保险便应运而生了。在第一种方式下，侵权责任法上的名义责任主体是垄断经营行业的经营者，而实际的责任者是经营作业服务的消费者集体。在后一种方式下，侵权责任法上的名义责任者是发生损害事故的作业者（如汽车的车主或其他使用人），而实际的责任者是同类强制责任保险的全体投保人集体。
    我们研究的触电损害赔偿责任，最适宜采取集体赔偿理论模式下的前一种责任化解方式（事实上国家也未对供电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采用后一种化解方式反而会增加供电行业的运营成本，加重电力用户的负担，因为保险公司在从事责任保险业务时，还要谋取高额利润。在这种背景下，侵权责任法对触电损害责任主体的规定也就需要考量由谁承担责任更合理，更有利于危险责任的化解。以营业方式化解危险责任的损害后果（风险损失），其化解的能力取决于责任主体的营业范围：其营业范围越广，其化解能力就越强；其营业范围越窄，化解能力就越弱；无营业就无法化解，只能由责任主体独自承受。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两种不同定性下的两种主体—供电企业与出资建设了专用线路的电力用户的危险责任化解能力，可作如下比较：由于电为人类生产、生活所不可或缺，供电企业的消费者遍布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之中，其化解危险责任的能力是非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而出资建设“专用线路”的电力用户，则可能是企业、非营利性法人或自然人。如出资建设“专用线路”的用户为非营利性法人或自然人（如城镇小区居民为小区外一条线路建设出资），则无化解危险责任的能力；如为企业，除非它也是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其化解危险责任的能力亦远不如供电企业。再者，纵然出资建设“专用线路”的电力用户是企业，让它们承担电力行业中部分风险损失（指“专用线路”那部分风险损失），然后再分散给其服务的消费者，也不公平。与无需出资建设专用线路的电力用户比较，出资建设“专用线路”已经增加了它们的用电成本，同时它们作为一般电力用户，已经分担了供电行业中的风险损失，还要它们承担“专用线路”上供电作业的风险损失，实属严苛。再从这类企业服务的消费者角度考察，这类企业服务的消费者亦是供电企业服务的消费者，作为供电企业服务的消费者，他们已经分担了供电行业的风险损失，现在还要他们再度分担“专用线路”上供电行业的风险损失，亦属严苛。
    （三）谁有利于预防电击损害事故的发生
    电击损害事故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做好相关的安全防范工作，亦可能降低事故发生的频率，减少风险损失。供电作业电击损害事故的预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电线路及其他电力设施的安装质量和日常维护、管理工作。“专用线路”上电击损害事故的预防亦不例外。因此，我们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两种定性谁有利于电击损害事故之预防的考察，将从“专用线路”之安装和日常维护、管理两个环节展开。
    首先考察“专用线路”的安装环节。高压输电线路设施的安装，安装方不仅要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专业人员和专用设备，而且还要具有法定资质。有相应专业知识、专业人员和设备而无法定资质的企业，亦不能从事高压输电线路设施的安装工作。实务中只有供电企业及其关联企业才有安装高压输电线路设施的法定资质。因此，电力新用户在需要安装高压输电线路设施时，都必须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供电企业依据其申请派出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安装。安装完毕经供电企业技术人员检验合格后始能进行高压电输送作业。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如果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依物件致人损害加于电力用户，那么就无法形成对供电企业的鞭策和激励的机制，促使供电企业在安装和验收上严格要求，难以避免出现像巴马案件涉案线路那样的质量瑕疵甚至更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依高压作业致人损害加于供电企业，就能从责任负担角度鞭策、激励供电企业确保线路设施的安装质量。
    其次，考察“专用线路”的维护、管理环节。对线路的维护和管理虽然不要求具有法定资质，对“专用线路”，电力用户可以自己维护、管理，也可以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但是，作为供电作业经营者的供电企业拥有丰富的维护管理知识、人员和设备，在对高压输电线路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能力＿上远远强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电力用户。如果按高压作业致人损害的责任，将赔偿责任分配给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就会从责任承担角度出发，不再考虑线路产权是否属于自己，也不再区分什么“专用线路”与“非专用线路”而对所有高压输电线路设施实行统一的维护、管理。如果依物件致人损害责任将“专用线路”上发生的电击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给电力用户，供电企业失去了承担赔偿责任的压力，就不会去管“专用线路”的维护管理（除非它与电力用户形成了委托维护管理关系），从而形成“专用线路”维护管理上的盲区。虽然《供电营业规则》允许电力用户对“专用线路”实行委托维护管理，但是电力用户由于欠缺相关知识和危险意识，难以意识到对“专用线路”进行委托维护的重要性。即便意识到这一点，电力用户也难以将“专用线路”委托给供电企业维护管理。因为尚无法律文件对委托维护管理的费用进行规定，许多地方供电企业担心收费不当而受到电力监督部门的处罚而不接受委托。有些地方供电企业认为“专用线路”之产权不属于自己，对其上发生的触电事故可以不承担责任，而一旦接受委托则存在责任风险，因此根本不愿意接受委托。因此，委托维护在实务中并不常见。由此可见，委托维护管理并不能解决“专用线路”的维护管理问题，只有按高压作业致人损害之定性，不考虑产权归属，也不分什么专用与非专用，将所有高压输电线路及其他高压设施（电力生产企业向供电企业送电的线路及其它设施除外）发生电击损害的赔偿责任都分配给供电企业，这样才能解决好由电力用户出资建设的所谓“专用线路”的维护管理问题，从而消除高压输电线路及线路上其他高压设施维护管理上的盲区和在“专用线路”管理、维护上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好电击损害的安全防范工作。
    本文写作至此，我们最后想说的几句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今天，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司法上。但在民事基本法、单行法、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交织，民事规范相互抵触短时期难以消除的立法背景下，我们希望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者，能够切实理解并认真执行“新法优先于旧法，具体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但下位法的具体规定与上位法一般规定的立法精神相抵触时，应当解释适用上位法的一般规定，不得适用下位的具体规定”的法律适用准则，妥当适用法律，使案件的判决公平合理。对部门规章的适用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不少部门规章在内部企业与外部主体相互关系的调整上都或多或少存在部门保护主义的倾向。具体到触电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要正确认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认清《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和《触电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规定的不合理性及其消极的社会效果，排除其对司法的干扰，按照《侵权责任法》第2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注：本条含有这样的立法意旨：处理侵权案件，《侵权责任法》有规定的，哪怕较为抽象的一般规定，都要运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不得适用其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与《侵权责任法》一般规定的立法精神相抵触的规定。），坚定不移地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规定裁判案件。
 
 
 
注释:
[1]李书全．电力法律工作实用手册[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16.
[2]杨立新．侵权责任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33.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8.
[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22.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9.
[6]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5.
[7]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12.
[8]甘丽华．湖北恩施电力总公司分红6亿传言调查[N]．中国青年报，2011 -2-16(3).
[9]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