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证明同一论

关键词: 司法证明/刑事诉讼证明/同一认定/人事同一认定

内容提要: 同一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范畴，同一认定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方法，也是司法证明活动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方法。传统的同一认定理论把同一认定局限在物证技术鉴定的范畴。实际上，同一认定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最终目标，同一认定理论对整个案件的司法证明活动都有指导意义。在刑事诉讼中，整个案件的同一认定就是“人事同一认定”。同一认定的依据是客体特征。同一认定的条件包括特征组合的特定性、稳定性和反映性。同一认定的基本方法是特征排除法，包括直接排除法和间接排除法。同一认定的基本步骤包括对客体特征或诉讼证据的分别审查、比较审查和综合审查。同一认定理论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原理之一。
 
 
      司法证明活动中的认识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奥且充满思辩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司法证明的事实观、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等问题上。[1]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运用同一认定理论，从刑事诉讼证明目标和方法的角度探讨司法证明认识论的问题，实为抛砖引玉，并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人事同一认定”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最终目标，而且贯穿于整个案件的证明过程之中
      （一）同一认定的概念
      同一认定是犯罪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指依据客体特征判断两次或多次出现的客体是否同一个客体的认识活动。例如某地发生一起人室盗窃案，侦查人员在现场上发现了作案人留下的鞋印和撬门痕迹，后来在犯罪嫌疑人处提取到一双鞋和一根撬棍，经过检验和比对二者的特征，认定该嫌疑人的鞋和撬棍就是在盗窃现场留下鞋印和撬痕的鞋和撬棍。这就是同一认定。
      作为一种理论，同一认定是在千百年的司法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但是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同一认定则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一个人到飞机场接朋友后开车回家。在这一过程中，他在机场出口处认出朋友是同一认定；到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汽车也是同一认定；开车找到自己的家门还是同一认定。每个人在自己一天的生活中，都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同一认定。
      从一定意义上讲，同一认定是人类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自然界中，离开同一认定这种认识方法，人们就无法把握具体认识对象的特定属性，就无法把某个客体从某类客体中区分出来，就无法区分这棵桃树和那棵桃树，这只黄羊和那只黄羊。在社会生活中，离开这种认识方法，人们的交往对象就都变成了没有个体性的种类人，即不分张三李四的女人和男人。诚然，万事万物既有个体属性也有种类属性。如果说在自然界中物的种类属性比个体属性更为重要，人们在吃桃和羊肉的时候可以不去过问其来自于哪棵桃树或哪只黄羊，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属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没有个体性的社会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恋爱、结婚、养育、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的对象都是特定的人，不是只有性别差异的男人和女人。
      理解同一认定的概念，首先要准确把握“同一”这两个字的含义。从哲学上讲，同一是表示事物或现象同其自身相等同的范畴。同一并不等于相似，但是同一和相似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认识同一往往是从相似开始的，同一认定也必须以客体特征的相似性为基础。同时。客观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也有密切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3]由此可见，同一认定既要考虑事物自身的差异和变化，也要考虑此物与彼物的差异。
      众所周知，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既存在着差异性，也存在着相似性。而且在不同客体之间，差异和相似的程度亦有所不同。例如，双胞胎之间的差异一般要小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同类案件之间的相似程度要大于不同类案件之间的相似程度。但是，无论两个案件多么相似，依然是两个。一对孪生姊妹可以相似得让亲友难以分辨，但她们终有差异，终究不是同一个人。由此可见，同一的对象只能是客体自身，张三只能和张三同一，某杀人案件也只能和该杀人案件同一。诚然，任何事物的自身同一都不是僵死和丝毫不变的，而是包含有自身差异和变化的同一。
      其次，同一认定的客体必须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出现过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自身同一性。这支枪就是这支枪，跟其他任何枪支都有差异；这个案件就是这个案件，跟其他案件都不能同一。但是，客观事物固有的同一性何必要我们去加以认定？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判断客体是否同一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客体必须在主体的认识过程中出现过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例如某地发生一起盗窃案，该案的作案人就是第一次出现的客体；后来侦查员找到嫌疑人，这嫌疑人就是第二次出现的客体；同一认定就是要判定这两次出现的客体是否同一个人。而且，客体第一次出现时必须留下可供人们识别的特征反映体，如手印、足迹、字迹、血痕、毛发等。这些特征反映体也就是案件中的证据。
      如果某客体仅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出现一次，那就不会产生认定是否同一的问题。例如，侦查人员在一起人室盗窃案件的现场上发现了一个工具撬压痕迹，这说明在他们的认识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客体，即在现场留下撬压痕迹的工具。但是侦查人员一直没有找到嫌疑工具，也就是说那客体没有第二次出现，因此就不会产生同一认定的需要。又如某地发生一起盗窃案，但是当事人没有报案，公安机关也没有发现，该案件根本没有进人司法程序，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认定是否同一的问题。
      （二）同一认定的对象
      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同一认定的对象包括人、物、场所和事件。前三种对象的同一认定及其客体的两次出现都比较好理解，例如，通过手印和足迹认定某嫌疑人就是曾经到过犯罪现场的人；通过交通事故现场的轮胎痕迹认定某轿车就是把人撞伤后逃逸的肇事车辆；通过当事人的辨认认定某场所就是其曾被绑架关押的地点等。笔者早在十年前就曾对人身同一认定、物体同一认定和场所同一认定的问题进行过研讨，[4]本文将重点讨论事件同一认定的问题，因为事件作为同一认定的对象，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就同一认定的认识活动而言，事件也必须出现过两次以上。不过，其第一次出现一般都是在客观世界或现实世界中，即曾经发生的案件，如某时某地发生的杀人案；第二次出现则是在人们的主观世界或虚拟世界中，即当事人所主张的事件或者用证据表明的案件，如公诉方用证据在法庭上“描绘”或“演示”出来的杀人案。明确这一点，对于研究事件同一认定的规律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对司法人员来说，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由于时间具有一维性，一去不复返，所以过去的事件不可再现，也不能再被人们直接感知。公诉方和辩护方在法庭上运用各种证据手段“重建”案件事实，那只是一种虚拟性再现。而刑事案件中的司法证明活动就是要通过全部证据认定当事人“虚拟”的案件是否确实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那个事件。由此可见，作为同一认定对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过去性”，在空间上具有“虚拟性”。这两性就决定了事件同一认定的思维过程不仅是逆向的，而且是抽象的，其难度是超乎寻常的。至于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主张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纯属假案或虚拟事件，那么，同一认定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自当别论。
      （三）“人事同一认定”
      虽然刑事案件多种多样，但是司法证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两个：其一是公诉方指控的犯罪是否确实发生；其二是被指控者是否该作案人。前者属于事件同一认定，即判断所控犯罪事实是否确实发生过的犯罪事实。后者属于人身同一认定，即判断被告人是否实施那个特定犯罪行为的人。由此可见，刑事诉讼证明的核心内容是人身同一认定和事件同一认定，可以简称为“人事同一认定”。
      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是一个同一认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司法证明活动的核心是“人事同一”。无论这个证明过程多么漫长，多么复杂，其最终目标都是要证明被告人是不是实施了特定犯罪行为的人。当然，在不同案件中，司法人员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途径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刑事案件中的司法证明有两种基本途径或基本形式：其一是从事到人的证明过程；其二是从人到事的证明过程。
      所谓从事到人的证明过程，就是说司法人员先得知有一个“事”，即案件，然后再去寻找并认定“人”，即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证明活动主要围绕谁是作案人的问题进行。例如，侦查人员在某地发现一具女尸，经法医检验确定为他杀，于是，侦查工作便要查明究竞谁是杀死该女人的凶手，证明活动也以此为基本线路。所谓从人到事的证明过程，就是说司法人员先得知有一个“人”，即嫌疑人，然后再核实是否有其“事”，即犯罪事实。例如，侦查机关接到某人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的举报之后，调查工作便主要围绕是否确有贪污或受贿的事实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工作主要围绕“事”展开，但证明活动最终仍然要达到“人事同一”。
      同一认定贯穿于每个刑事案件的证明过程之中。其中，既有对整个案件和作案人的大同一认定，也有对某个案件事实要素的小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而且案件中的大同一认定往往就是由多个小同一认定和种类认定组成的。例如在一起杀人案件中，侦查人员在现场上提取了足迹、弹壳、血痕、毛发、纤维等物证，鉴定人员对现场足迹和嫌疑人的鞋进行了同一认定；对现场弹壳和嫌疑枪支进行了同一认定；对现场血痕、毛发和纤维则进行了种属认定，即认定了现场血痕与嫌疑人的血型相同，现场毛发与嫌疑人的毛发相似，现场纤维与嫌疑人所穿毛衣的纤维种类相同。此外，某证人在案件发生前曾在现场附近看到一辆汽车，经过辨认，他确认嫌疑人的汽车就是那辆汽车。这也是同一认定。根据这些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的结论，司法人员最终得出该嫌疑人就是杀人凶手的大同一认定。
      在有些案件中，大同一认定可以直接由某些证据完成，而这些证据一般都属于直接证据。小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则一般都属于间接证据。作为直接证据的同一认定虽然价值较高，但是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定案结论的可靠性。例如，被告人的供述也属于直接证据，也需要同一认定，即判断其陈述的案件是否与确实发生的案件同一。即使是有罪供述，也要与通过其他证据查知的案件事实相比较，看是否吻合。由此可见，一个刑事案件的司法证明往往要由多个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来完成。这些同一认定和种类认定，或衔接，或并列，或辅佐，或印证，共同构成整个案件的“人事同一认定”。明确“人事同一”在刑事诉讼证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提高司法证明活动的科学性。
      二、同一认定的依据是客体的各种特征，“人事同一认定”的依据是反映案件事实特征的各种证据
      同一认定的依据是客体特征，主要有五大类，即客体的形象特征、物质成分特征、运动习惯特征、时空位置特征和气味特征等。据此，我们可以将同一认定分为：依据形象特征的同一认定，如指纹同一认定、足迹同一认定、工具痕迹同一认定、枪弹痕迹同一认定、车辆痕迹同一认定等；依据物质成分的特征的同一认定，如依据遗传基因的化学成分和结构对人体的血液、精斑等进行的同一认定；依据运动习惯特征的同一认定，如笔迹同一认定和声纹同一认定等；依据时空位置特征的同一认定；如场所同一认定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等；依据气味特征的同一认定，如警犬辨认等。诚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因为具体案件的同一认定所依据的可能同时包括上述两种甚至三种特征。
      以上五种特征主要适用于具体的小同一认定，如人身同一认定、物体同一认定和场所同一认定等。而以作案人和事件为核心内容的大同一认定或“人事同一认定”则具有特殊性，其依据是案件的事实特征及其反映这些特征的证据。虽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形形色色的案件都是由一些基本事实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就是案件的特征。这些案件事实要素可以简称为“七何”（英文中的七个“W”），即何事（Whatmatter）、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情（How）、何故（Why）、何物（Whatthing）、何人（Who）。
      （一）何事
      任何案件都是一种事件，因此都有一定的性质。所谓“何事”，即什么性质的事件，而事件的性质往往有多个层次。例如当我们发现某人死亡时，首先要判断这起死亡事件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如果确定为非正常死亡，则要进一步判断它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确定为他杀，还要进一步判断它是犯罪杀人还是非犯罪杀人（如正当防卫）；如果确定为犯罪杀人，仍要进一步判断它是仇杀、财杀、情杀还是流氓杀人或激情杀人等。案件发生后，有些层次上的事件性质是已然明确的，有些则需要去推断和查明。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对于司法证明工作的效率乃至成败均有重要意义。
      （二）何时
      任何案件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因此时间是案件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何时”，指的就是案件的这种时间特征。它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某案件在客观世界时间进程中的顺序性，或者说该案件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例如某盗窃案发生于2000年10月20日凌晨2点30分，某交通事故发生于2000年10月25日晚9点21分等；其二是某案件在客观世界时间进程中的连续性，或者说该案件持续了多长时间，例如该盗窃活动持续了40分钟，该交通事故持续了20秒钟；其三是某案件在客观世界时间进程中的关联性，或者说该案件与其他事件的时间关系，例如该盗窃案发生在那天下雨之前，该交通事故发生在司机饮酒之后。在司法证明中，有些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已知的，有些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可推知的，有些案件发生的时间是需要查知的；而且有些案件是只知时间点不知时间段，有些案件虽不知准确时间却知其与其他事件的先后关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案件的时间特征都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
      （三）何地
      任何案件都是在一定空间内发生的，因此空间也是案件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何地”，指的就是案件的这种空间特征。空间表示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物体的相互关系。它具有广延性、三维性、排列性等特征，这是毋庸赘述的。除此之外，案件的空间特征还应包括自然形态特征和社会形态特征。案件空间的自然形态特征主要指案件发生场所的地形、地物、地貌等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特征。它对司法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往往蕴含着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例如公安人员在某河中发现一具溺水死亡的尸体，那么该河流及其周围山林的情况就有可能为查明死者系他杀、自杀还是意外死亡提供依据；如果确定为他杀，还有可能为查找罪犯提供线索。案件空间的社会形态特征主要指案件发生场所的社会属性及其周围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背景特征。它对司法证明也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案件发生的地点或场所在侦查开始时都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查找这些点或场所，而是发掘这地点或场所上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信息。不过，在有些案件中，查明案件发生在“何地”也会成为司法证明的首要任务，因为办案人员接案时并不知道案件发生的地点或场所，或者那已知的场所并不是案件发生的真正场所或主要场所，杀人抛尸案就是典型的例证。
      （四）何情
      “何情”指的是案件发生时的情况，或者说案件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又可称为“如何”。它包括案件发生的方式和过程。首先，任何案件都是以一定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不同案件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例如杀人案件与伤害案件的表现方式不同，强奸案件与抢劫案件的表现方式不同，盗窃案件与诈骗案件的表现方式不同，纵火案件与爆炸案件的表现方式不同，贪污案件与贿赂案件的表现方式也不同。严格地说，每一起都有不完全等同于其他案件的表现方式。例如同为杀人案件，其表现方式又有毒杀、枪杀、勒杀、扼杀、闷杀、溺杀、电杀、刺杀、棒杀等。因此，司法证明的任务之一就是查明具体案件的表现方式。其次，每个案件的发生都有其独立且完整的过程，因为每个案件都是由相关人员的一系列行为或活动所组成。查明案件发生的过程也是司法证明的重要任务，因此只有查明案件过程才能对案件有个完整的认识，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例如在一起人室盗窃案件的调查中，侦查人员应该从作案分子如何准备行窃、如何进人现场、如何实施盗窃、如何逃离现场、如何销赃灭证的整个过程中去发掘案件信息和收集证据，并在整体上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完整的判断和证明。
      （五）何故
      “何故”指的是案件发生的原因，或者说案件为何发生，所以又可称为“为何”。它包括案件发生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前者指案件当事人或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如某人实施贿赂的目的等。后者指促使或导致案件当事人或行为人做出某种决定或实施某种行为的外界因素，如促使某人去实施贿赂的外界原因等。此外，“何故”还可以指造成案件后果的原因，如造成某人死亡的原因等。在司法证明中，查明案件发生的原因或造成案件后果的原因，其实质就是要查明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态性的特点。首先，因果关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一因一果，也有多因多果，既有一因多果，也有多因一果；其次，因果关系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既有必然联系，也有偶然联系；再次，因果关系的组合也是多种多样的，即有直链式，也有网络式，既有并联式，也有交叉式。然而，在司法证明中认真查明案件的因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查清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另一方面，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还可以为查明未知事实提供线索乃至桥梁。例如在杀人案件中，根据现场情况和证人陈述确定杀人动机为复仇、图财或奸情，往往可以明确查找作案人的范围和收集证据的方向。总之，查明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司法证明的重要任务之一。
      （六）何物
      任何案件都发生在客观物质世界之中，因此都会涉及一定物体。所谓“何物”，即与案件有关的是什么物体。根据这些物体与案件的关系或者说在案件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案件中的标的物，如诈骗案件中骗取的财物等；第二类是案件中的使用物，如杀人案件中使用的凶器等；第三类是案件中的关联物，如盗窃现场上遗留的作案人衣物及有关痕迹等。由于这些物体都以不同方式记载着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所以查找这些物体并译释其蕴含的信息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物体都会成为案件中的物证，成为司法证明的重要依据。
      （七）何人
      刑事案件一般都是以人的行为为中心的。离开了人，任何案件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所谓“何人”，即与案件有关的是什么人。根据这些人与案件的关系或者说在案件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案件中的当事人，如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和受害人；第二类是案件中的关系人，如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或受害人的亲友；第三类是案件的知情人，他们虽然与案件当事人无利害关系，但是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如交通事故的目击人、发现无名尸体的报案人等。他们一般都可以成为案件中的证人。如果关系人了解案件中的事实情况，他们当然也就是案件中的证人。查明“何人”可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或证据，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刑事案件中，查明“何人”往往是司法证明的中心任务。
      司法证明的根本任务是识别案件特征，认定案件事实。而案件的事实特征都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证据才能反映到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人事同一认定”就是通过审查这些证据，看其是否正确、准确地反映了案件特征，然后再对这些特征的价值进行评断，看其能否达成“人事同一”。由于“人事同一认定”必须以案件的事实特征为基础，而认识这些特征的中介是各种证据，所以“人事同一认定”的依据就是案件中的证据。
      三、同一认定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在具体条件的基础上，这些条件包括特征组合的特定性、稳定性和反映性
      事物之间的个体差别是同一认定的客观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差异性，同一认定便无从谈起。刑事案件都是各不相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因此每个案件都是特定的，都是仅与自身同一的。但是，就司法证明而言，案件的特定性必须通过具体特征表现出来，同一认定必须通过对客体特征的识别才能实现。而且，任何同一认定所实际依据的都不是客体的全部特征，只是一部分特征的组合。换言之，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只是案件事实的部分证据，不是全部证据。有些潜在证据没有被发现或提供；有些证据则由于某中“瑕疵’，而未准进入诉讼程序。因此，我们在研究同一认定问题时，必须具体考察这些经法律认可的证据或特征组合是否具备了同一认定所要求的条件，包括特征组合的特定性、稳定性和反映性。
      （一）特征组合的特定性（证据组合的唯一性或排他性）
      由于同一认定要对客体进行个体识别，要把某个客体与所有其他客体区分开来，所以其依据的特征组合只能出现在一个客体上。换言之，每个同一认定所依据的特征组合必须具有特定性。由于案件的特征是通过证据来识别和认定的，证据组合可以代表特征组合，所以就刑事案件的“人事同一认定”而言，这种特定性则表现为证据组合的唯一性或排他性。下文所说的特征一般都可以理解为证据，但是为了减少赘语就不再重复了。具体来说，特征组合的特定性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1.特征的数量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特征的数量越多，特征组合的特定性就越强，该特征组合出现重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当特征达到一定数量时，该特征组合就不可能出现重复，于是该特征组合就具备了同一认定所要求的特定性。由此可以得出特定性的第一条定律：特征的数量与特征组合的特定性成正比，或者说，与该特征组合出现重复的可能性成反比。
      在考察特征数量时，我们既要考察该类客体所具有的特征种类数量，也要考察具体特征反映体上出现的特证数量，例如指纹一共有多少种特征，以及作为鉴定对象的手印上一共出现了多少个纹线特征。2.特征的质量
      任何特征都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这种特殊的规定性正是一个特征得以区别于其他特征的依据。但是对不同特征来说，这种质的特殊性也有所不同，有的特殊性表现突出，有的则表现不太突出。这就形成了特征质量的高低不同。例如，同样是指纹特征，“小钩”、“小桥”、“小眼”等细节特征的质量就高于“起点”和“终点”等细节特征的质量。对同一认定来说，不同质量的特征在特征组合中的特定性价值也有所不同。当特征组合的特定性表现为一个不变的定量时，该组合中每个特征的质量愈高，该组合所要求的特征数量就愈低。特征的特定性价值是由该种特征在客体上的出现率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出现率越高，价值就越低；出现率越低，价值就越高。“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在这里也适用。例如斗型纹在我国人口中的出现率约为50%，而弓型纹的出现率仅为2.5%。作为一个指纹特征来说，弓型纹的特定性价值就高于斗型纹。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特定性的第二条定律：特征的质量与其特定性价值成正比；在特征组合的特定性不变的情况下，特征的质量与特定性所要求的特征数量成反比；特征的特定性价值是由其出现率决定的，而且与其出现率成反比。
      3.同类客体的数量
      所谓同类客体的数量，就是指该特征组合可能出现重复的客体范围。例如指纹特性组合可能出现重复的范围就是人类的总数；某种鞋底花纹特征组合可能出现重复的范围就是那种鞋的生产总量；某类案件特征组合可能重复的范围则是该类案件的发生灵敏量。同一认定所要求的特定性与特征组合可能出现重复的范围大小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范围越大，同一认定对特定性的要求就越高，对特征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换言之，同样的特征组合，在较大的客体范围内无法使客体特定化，但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就可以使客体特定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范围的缩小往往也就意味着特征的增加，只不过是该特征组合之外的特征而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特定性的第三条定律：特征组合出现重复的范围大小，与同一认定所要求的特征数量和质量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