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彻底宣告了传统公海捕鱼自由的终结，突破了公海船旗国专属管辖的法律原则，赋予了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扩大了沿海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被有关学者称为“国际法领域此类法律制度中规定得最为详尽的制度”，是“极富活力”的国际法实施机制。[12]（P186－251，285）这一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是国际法在涉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行法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应对共同国际危机的国际法实施新机制。
      四、国际法律原则的新发展
      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并试图形成生物资源养护的新原则。虽然这些新原则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尚待国际社会的更一步的认可和确信，但这些新原则无论从条约法上还是从国际习惯法上，都并不缺乏国际法理基础、成文法的宣示、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形成习惯所必须的国际实践。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一）负责任原则
      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具有明显的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确立负责任原则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必然要求。负责任原则又被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各国政府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地球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它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共同责任意味着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均对地球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有一份责任，并参与到全球环境资源保护事业中来。有区别的责任是对共同责任的限定，指的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担是不平均的，而应与它们在历史上或当时对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压力相适应。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来看，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继承和确认了国际环境法确立的这一法律原则，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明确各国承担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共同责任的同时，对沿海国、船旗国、远洋渔业大国等“利益相关方”提出了更多的养护责任与管理义务。1982年《公约》确立了沿海国在管辖海域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特别责任；1993年《遵守协定》、《种群协定》和1995年的《渔业守则》都进一步强化了渔船国籍国在各国管辖海域之外公海所承担的“一般性”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面实施海洋捕捞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建立起了对捕捞渔船的监测、报告与强制执行、防止制止并消除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行为等制度；提出了国家管辖海域和公海上负责任行为的原则和国际标准等。负责任原则已成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重要法律原则。
      （二）预防性原则
      依《里约宣言》，预防性原则是指为保护环境，各国政府应尽可能依照本国的能力，广泛使用预防性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确实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从各法律文件普遍采用“Precaution”一词的本意来看，也都是指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类行动确实会发生环境资源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损害。[13]（P152－155）本原则是针对环境资源问题所发生后果的滞后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提出的。传统国际法上，如1946年《国际捕鲸公约》规定，只有存在科学证据证实了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损害已经发生或即将出现时，才应采取国际行动。但90年代以来，海洋生物资源丧失的速度之快令国际社会震惊，在资源损害发生之前采取相应的限制或控制等预防性措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新国际文件的明确要求与基本规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提出“预测、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或丧失的原因，至为重要”，在“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鱼类种群协定》将预防性做法作为协定的一般原则，要求缔约国在海洋渔业活动中采取审慎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利用。（注释4：协定第5条“一般原则”规定，应根据第6条适用预防性做法；第6条“预防性作法的适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养护、管理和开发生物资源的预防性做法、互不抵触和相互合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强；二是注重各类预防性措施之间的联系；三是协议具有强制性要求。应该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预防性原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得到广泛实施的法律原则，是预防性原则的典型体现。
      五、公海自由捕鱼权的彻底结束与全面管理的公海渔业新制度
      包括自由捕鱼权在内的公海自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后公约时代资源养护的系列国际文件，对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与控制。从国际法来看，这种规范和控制标志着传统公海自由捕鱼制度的彻底结束和公海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于：
      （一）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管理
      重视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及其国际合作，是现代国际海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国际文件，在资源养护管理上已逐步实现了对公海渔业资源、特别是跨区域或高度洄游鱼类或种群实现了公海海域或是整个洄游区域从整体上的全程管理和从捕捞、运输、加工和销售等整个渔业生产过程的全程控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众多双边、多边和区域或全球性的协议，并成立全球、区域、分区域或双边的养护管理机构，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来实现的。
      依《种群协定》要求，由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联合成立的渔业管理机构，包括区域或分区域养护管理组织或安排，与全球性资源环境条约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资源养护制度的发展。《种群协定》要求成立区域或分区域管理组织以从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而不论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的渔船均有服从区域和分区域管理组织或安排的“义务”，并严格将该种区域合作作为入渔的条件，并确立了非船旗国的强制执法等重要内容。为保证协定的效果，《种群协定》规定了有关“非组织成员和非安排参与方”条款，排除了非成员方的渔船在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管制的区域和分区域内捕鱼的权利。
      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成为当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区域性或分区域性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组织58个，其中粮农组织体制下的有11个，全球及跨洋性的有6个；大西洋区域15个；太平洋区域有13个；印度洋区域5个。这些组织依其对缔约国管理职能可分为三种类型：直接确立渔业管理措施的管理型、指导型和学术研究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为核心的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旧的公海渔业制度的全面结束，也是新的公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二）公海养护管理措施的量化和细化
      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细化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措施，构建了完整的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渔船管理制度、捕捞许可与登记制度、渔船船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渔船及其捕捞活动的管理。二是渔业数据统计收集与保存制度、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海洋捕捞作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而采取的量化管理措施，强化对公海作业渔船的管理。三是渔船渔获标志制度。以加强对渔获物的加工、贸易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打击非法无捕捞许可的违法渔业活动。另外，第62届联大关于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草案就要求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面建立强制性船舶监测、监督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所有在公海捕鱼的船舶尽快配备船舶监测系统，大型渔船至迟应于2008年12月完成配备以强化公海渔业监管。“只有遵守规章的渔船才可以参与捕鱼作业游戏”。[14]（P138）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既体现了现代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措施由简到繁、由原则到具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也标志现代国际海洋法已发展到对公海资源养护和渔业捕捞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新时期。全面管理海洋的新理念已取代了千百年来“海洋自由”理念。
      六、结束语
      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国际法在这一领域通过强化国际管理、建立国际新秩序所采取的多方面努力及其未来实施的成效，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这不仅仅因为海洋生物资源关涉到人类社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给现代国际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冲击，无论是法的理念、治理方式、法的形式，还是法的实施，“后公约时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将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未来国际法的窗户。
 
 
 
注释:
  [1]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2]C．C．Joyn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Law of the Sea［J］．ODIL，1996，（27）．
  [3]田其云．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研究［J］．河北法学，2005，（1）．
  [4]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5]［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M］．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6]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7]傅秀梅，王云长．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8]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N］．法制日报，2005－12－15．
  [9]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10]曾炜．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影响［J］．时代法学，2004，（5）．
  [11]郭文路，黄硕琳．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及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2）．
  [12]G．G．Scrams，Tahindro．Developments in Principles for the Adoption of Fisher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Measures，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M］．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
  [13]刘超，夏清瑕，等．国际法专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14]Belton．Strengthening the Law of the Sea：the New Agreement o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Stocks［J］．ODIL，199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