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立法原则分析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15]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16]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1）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为本身就是由合同条款所规定，消费者要理解这些条款并就此做出正确的交易判断，显然要比对有形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情况加以识别要难得多。”[17]所以，法律对金融领域经营者向消费者履行的说明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除了要保证信息自身质量之外，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对信息的接受和掌握能力。也即，除了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具有及时性以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时还应当满足诸如针对性、适合性、可理解性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2）金融管制立法往往缺少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无救济、无权利”，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应当包含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规则。如果没有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不需要向投资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因此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欺骗性交易行为。而且，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前者在主张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和败诉风险，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也变得徒有虚名。因此，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应当是金融消费者民事保护制度的特别要求。 
　　应当承认的是，美国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并不少见。以住房抵押贷款法律规范为例，相关的立法包括《贷款真实法案》、《平等信贷机会法》、《房屋所有权保护法》、《公平住宅法》、《社区再投资法》、《住房抵押贷款信息披露法》等等。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在这些立法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结果大大削弱了其保护力度：虽然《贷款真实法案》等法律对贷款机构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借款人其实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那些复杂的贷款条件，未从消费者的理解水平出发规定所披露信息的相关内容；虽然《平等信贷机会法》和《公平住宅法》等法律禁止贷款机构的交易歧视行为机构ei using Act，但是对于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证明责任却要由无法了解内部放贷标准的借款人来承担；虽然《房屋所有权保护法》等法律严格限制贷款利率水平以保护借款人，但是要求借款人能够自己判断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收受高额费率的情形。[18] 特别是，这些立法存在大量保护漏洞，致使五花八门的掠夺性贷款行为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畅行无阻：这些漏洞包括未要求贷款人披露贷款的实际成本、未明确禁止贷款人收取不当超额费用、未规定贷款人在应当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水平提供贷款、未禁止翻转贷款、未就贷款的欺诈和虚假陈述行为规定法律责任、未禁止预付罚金、未禁止大额尾付贷款业务等不公平贷款等等。[19] 
相较而言，近年来日本在金融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规则。例如，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第3条规定，金融商品销售者应当向顾客就下列重要事项履行说明义务：其一，由于利息、通货的价格、金融商品市场的行情等指标的变动而可能导致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说明该项危险、相关指标以及有关金融商品因为指标变动而直接影响的重要部分。其二，由于金融商品销售者等相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动或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可能产生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就该项风险进行解释，并说明有关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该法第5条的规定，金融商品销售业者，如果违反第3条的规定而未向顾客就重要事项进行说明、或者违反第4条的规定而向顾客提供了断定的判断等行为，据此给顾客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说明义务”的概念，但是通过规定缔约前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3第1项第5-6号）和缔约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4）的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经营投资类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这样一来，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法定的说明义务而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失之时，后者就可以直接援引这些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寻求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