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应及其制约因素的一般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假定LM曲线不变。
　　(1)b(边际消费倾向)与财政政策效应
　　从IS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出,当其他条件既定时,当b越大,λ′(IS)越小,IS曲线越平滑。而财政政策乘数Y G越大,即b的大小和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同向变化,在下面的图形中就表示为曲IS线由IS1向IS2移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b越大,IS曲线越平滑,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均衡国民收入也就越多。
　　(2)d(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从λ′(IS) = 可以看出,当其他因素既定的时候,当d越大,λ′(IS)越小,从而使得IS曲线越平坦,同时财政政策乘数越小,反映在图形上IS1曲线移动成为IS2曲线。IS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乘数越小,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越大,从而导致均衡国民收入的增加越少。

    (3)t(税率)与财政政策效应
　　t越大,λ′(IS)也越大,所以IS曲线越陡直,反映在图形中IS1向IS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越小,均衡国民收入也越少,从Y1下降到Y2,如下图所示。
　　2.LM曲线和财政政策效应
　　同样,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假设IS曲线不变。
　　(1)k(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LM曲线的斜率λ′(LM) =,当h既定时,当h不变时,随着k的增大λ′(LM) 也增大,LM曲线越陡直,反映在图中表现为LM1曲线向LM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Y G=1 1-b(1-t) +d•kh越小,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越少(Y3Y4　　
　　(2)h(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LM曲线的斜率λ′(LM) =,当k既定时,随着h增大λ′(LM)也增大,LM越平坦,反映在图中表现为LM1曲线向LM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Y G=1 1-b(1-t) +d•kh越大,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越多(Y1Y2　　四、影响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制约因素
　　1.制度变迁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总体影响。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一个牵涉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复杂过程。制度变迁主体多样化的偏好和选择,使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时滞和不确定性。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消费者,对新制度何时能建立起来以及新制度到底能带来多少潜在收益,缺乏充分的信息,因而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于是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尽可能地给个人的未来保险,使消费尽可能保持平滑。
　　2.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占GDP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消费需求既取决于商品价格,又取决于居民收入。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居民的消费需求,我们首先考察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09年第一季度)》统计,在近10年中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和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劳动报酬净额当中,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呈大幅下降趋势。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下降。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与居民财产收入的来源结构有关。居民的财产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这就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这也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和企业收入占比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正是由于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都不断下降,中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也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这也是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的主要原因。
　　3.民主制度的缺失。秦晖(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人过度消费、借债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高消费率源于美国民主制下自由、福利双重膨胀的“反向尺蠖效应”。在美国,“左派政府”主张更多的社会保障,“右派政府”主张更多的经济自由,左右派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高福利与高自由都会对消费起推动作用,福利保障越发达,人们就越敢于消费;而高度自由的结果,人们消费的手段和品种也更多。
　　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内需难以拉动的难题根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内部形成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尺蠖效应”会导致“自由”与“福利”的双双不足,从而反常的压低消费率。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消费;而自由缺乏,人们消费的方式就受到约束,尤其是信用杠杆在管制状态下明显地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因此,由“尺蠖效应”而产生的体制性约束,会严重阻碍中国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也使中国政府实施的扩大内需财政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
　　(二)影响投资利率弹性的制约因素
　　一般说来,利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利率与投资预期收益之比。当利率较高,达到或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利息支付等于甚至大于投资的预期收益,于是投资的贷款需求减少,投资活动减少,反之则反。然而,投资存在利率弹性是以银行的企业化、企业的市场化、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等条件为前提的。
　　在中国,就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而言,其产权仍然比较模糊,尚不能真正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求发展的法人实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国有企业在盈亏责任、预算约束、风险责任及风险机制等方面仍然软化。企业的融资行为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自然不会考虑利息这一融资成本的高低问题,利率的高低及其变动不会使国有企业减少贷款或增加贷款,从而其投资对利率及其变动敏感性极弱。而非国有企业则面临着预算硬约束,投资利率弹性比国有企业更强。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就总体上而言,中国企业投资是具有一定的利率弹性的,但也是较小的。尽管企业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小可能使中国的财政政策更具效果,但从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应。由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所以,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发挥。
　　(三)影响货币需求的制约因素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使货币需求的决定机制、影响因素均发生很大变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价格自由化进程、利率制度安排等形成了中国货币需求的微观机制。但由于制度变量不易量化,目前中国有关学者们常用经济货币化作为制度因素的主要量化指标引进货币需求函数,用货币化过程描述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对货币需求的特殊影响。一方面,在分工趋细,交易环节增多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和货币沉淀程度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且不完善、不配套。这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货币持有量也迅速增长,从而使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