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与决策的分离:基层政府的财政实践探讨
也就是说“, 缺钱”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乡镇干部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支出有一个标准。如果基层干部的标准与预算一致,那么基层的决策与预算就会相统一。即使预算资金无法满足所有的科目要求,基层官员也将保证那些在预算中最为重要的支出项目。如果二者标准不一致,则预算将成为一纸空文。
(二) 乡镇政府的职责与财力状况
从表面上看,作为一级政府的乡镇与上级政府没有差别。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对乡镇职能的具体规定,县乡两级政府现有的权力划分并不很清楚,哪些事项应当由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决定、管理或审批,哪些事项应当由乡镇决定与管理,尚无具体的规定。实际上,县乡两级政府同时在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行使国家政权机构职能,乡镇政府是县级政府的下级,乡镇根本没有能力与县级政府对抗。但无权并不意味着无责。在行政管理体系中,乡镇又必须执行上级交办的种种任务。县市政府把乡镇当作完整的政府,什么任务都往乡镇压,而乡镇根本就没有一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却又
必须承担一级政府的职责。大事、小事都找乡镇政府,什么电力所、土地所,整天都在应付这些事。像电管所,受电力局垂直管理,它是企业,自负盈亏,不管它也行,但党支部受县里领导,这也事关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架线啊、征地什么的,乡镇也得做工作。再比如说安全生产,对于乡镇,死亡一人就是大事,出了事,属地管理追究乡镇的责任。但发放安全管理证,每个证二三十万,这是县里的事。(河北访谈)财政能力是一级政权从事执政活动的一种重要执政资源。有学者指出,分税制改革只是在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分税,而在省、市、县、乡之间却没有明确的划分,乡镇在税收制度中受损的同时,却承担了大量的事则[7 ] 。具体来说,乡镇财政缺少固定的、稳定的财政收入税种。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县级政府财政收入依靠地方税种收入分成和地方收费收入,而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地方收入税种中没有与其行政经费支出相匹配分成,只是在县级政府财政中按照乡镇行政人员人头费加少量业务费拨给,与乡镇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不挂钩,而人头费的标准核定又很低。县级政府为乡镇制定预算,乡镇根据此预算,往往无法完成上级政府交给的任务。上级在下达和布置工作的时候,常常没有下拨相配套的业务经费,或只是少量地、象征性地给予。
一方面是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是考核和评估的制约,乡镇官员只能疲于奔命,优先选择那些更易受上级重视的项目支出。与上级的评估和考核相比,预算的约束显然要很弱的。于是,变通预算资金将其使用在对其政绩最有效果的项目上成为通行的做法。
(三) 乡镇支出的优先原则
调查结果表明,乡镇政府在实践中主要以上级要求的政绩为导向,也就是说,约束其决策的不是本机政府的预算,而是上级政府或明或暗的指令。例如,计划生育一直是乡镇政府的工作重点。虽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行政管理权赋予县市职能部门,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县级计生部门将有关处罚权和执法权委托给乡镇,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几乎完全依靠乡镇政府。
在预算表上,却无法看到这种实践中的优先原则。计划生育是重中之重,乡镇政府也有执法权和处罚权,但是,处罚所收的却是专款专用,并且“专用”不是用在农村中颇费精力的宣传、动员,乃至强制育龄妇女遵守计划生育的国策。
社会抚养费是到乡里的,但是专款专用,必须用在计划生育上。国家要求育龄妇女检查,但不给钱,这笔钱就花在这里。(河北访谈)这样一来,乡镇就不是一级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了。由于它的决策权甚至相当一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手中,它主要是执行县级政府的指令。但是县级政府的指令在地方层面却并不配备资源资金,这样乡镇政府就无法根据自己的预算对支出进行先后排序。对于必须保证的,是一定要满足的;对可以增减的,则视财力情况,能满足就满足,不能满足就降低比例。(河北访谈)
(四) 被肢解的乡镇政府
一方面,县级直接通过财政、人事和考核等直接控制乡镇,乡镇必须按照其旨意去选择那些对于上级来说重要的任务,而不管其在预算中是否重要;另一方面,县级政府通过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肢解乡镇政府的权力和财政。如此一来,乡镇就被撕成一条条,那些设在乡镇、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站所,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瓜分和肢解乡镇政府的大部分职权,乡镇更是有责无权。
2007 年9 月,我在浙江某贫困乡调查时,该乡乡长一方面告诉我财政拮据的情况,另一方面,他又坦言,有些支出是难免的。当年8 月1 日建军节,他们带了3 万元慰问金去看望当地边防派出所的官兵。他告诉我说:“有时候我们得求人家。”因为边防派出所属于上级垂直管理的机构,他们没有权力去指挥调动;但是基层一旦出事,乡镇又必须负责任。于是,跟这些垂直机构保持好关系也是他们工作的重点。而像慰问金这种支出,在乡镇的预算表中却是无法看到的。
A 镇的一份财政运行状况汇报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
......居民的饮水、市政交通道路建设、新农村建设、工业配套设施建设等投入,特别是在建镇初期建成的基础设施,到目前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翻修。新的基础设施要建,老的设施要修,而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在于土地出让金返回部分。⋯⋯行政没有执法权,只能借助县级下设的部门来管理A 镇大交通、社会公共治安和建设。县级部门驻乡镇机构的人员有限、资金有限,要加强管理,缺人缺钱怎么办,需要当地政府补助。我们是不给不行,给了也不行。我们向县属部门、向非预算单位拨款是超范围拨款。①
乡镇政府行为的逻辑起点可以用制度约束下的趋利避害来概括。首先,在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中,一个官员的成就主要由上级来评价,是否升迁取决于其所做出的政绩。但并不是所有的政绩都会得到认可,只有那些符合上级意志的政绩才会得到肯定,这是基层官员的制度约束之一。同时,下级官员不止要做出令人满意的政绩,他还必须与上级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这种私人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又以公共资金作为手段。比如,通过铺张浪费的接待,以获取上级官员在项目审批、资金划拨时的照顾,最终既得到“公”的利益,也获得“私”的利益。
其次,基层乡镇政府是五级政权中最为弱势的一级,由于权力地位的差异,上级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下级政府。在当前的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萎缩,这既包括分税制改革后,县级政府对原属乡镇的财源的攫取,也包括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乱收费的中止。而从乡镇政府来看,它的职能经历从缺失退化而演变为职能错位。一方面,上级政府剥夺了乡镇政府一级政府的地位,将自身的职责下移,使乡镇政府按其意志办事,但上级并不为乡镇政府提供资金,而乡镇预算也无法与这些要求匹配;另一方面,通过垂直机构,乡镇政府的权力被肢解,使它在完成上级要求的任务时不得不求助于“七站八所”,不得不在资金上为这些机构提够支持。同时,分税制和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吃紧,在此约束条件下,乡镇政府只能将预算资金用在最为紧要的支出项目上,而不管其是否为预算项目。还有,预算制定过程又与这些支出要求相脱节。这样,预算与基层实践中的决策就相分离了。
三
乡镇政府的决策与预算存在既统一又分离的现象。但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二者分离的情况,主要有无预算之名的决策、对预算规定支出的增减、支付时间的错位等三种现象。本文部分证实了已有研究的观点。在Caiden 和Wildavsky 看来,由于受不确定性的约束,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和支出方面起起伏伏,这导致预算资金本身的非预期性,从而使国家各职能部门发展出各种手段来回避风险。而这些形态各异的手段体现了预算约束的极度弱化,即行政领导的决定与预算过程是分离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解释部分现象。比如,由于存在“要钱”机制,在预算过程中可以通过行政首脑的干预获得额外的资金,基层部门对于此项资金就会尽量支出。在两位学者的分析框架中,财政部门的预算规则是不确定的,这导致基层政府发展出各种策略“要钱”,从而使真实的支出与预算分离。但他们却无法解释,在预算规则既定的情况下,为何基层部门的支出依然脱离了预算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仅用预算的不确定性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还需要观察其他方面。
行政监督和人大监督的缺位固然导致预算约束的弱化,但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刚性支出的存在,那么基层乡镇预算与决策的分离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而只要有这些刚性支出的要求,即使存在监督,基层领导也有动力去挪用,擅自增加、减少某些开支,因为不履行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要比严格遵守预算严重得多。我们并不认为预算不需要监督,但是在中国基层,存在其他一些制度使得监督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由于基层支出“表达与实践的分离”,在预算总数给定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乡镇政府有动力将预算资金变通使用,形成基层政府对预算资金的二次预算分配权。这样,基层的决策就脱离了预算的控制,形成了预算与决策的分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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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Aaron , Wildavsky. Planning and B udgeting in Poor Count rie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 Transaction Book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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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黄佩华. 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M] .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