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取向与税制改革

力，没有别的选择，这是跟时间赛跑。再看北京的市内，首都现在被人称之为“首堵”，不得已北京市政府已宣布了制堵方案，引起很多的不满和批评，因为现在行政手段色彩非常浓，限购、限号、限入，三限并举，已经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但是就解决问题了吗?真正的治本之路在哪?必须下决心赶快优化北京的轨道交通网的规划方案，尽快建成像纽约、东京那样的轨道交通网，四通八达，全面覆盖，形成足够的基础设施，使一个行人在中心区无论处于任何位置，向任何方向走，几百米之内一定要碰到一个地铁的出入口。中心区的地铁网与周边的轻轨、路面上的城轨交通还要直接、便捷衔接。这个境界达到以后，机动车继续增加就没有威胁，就像纽约汽车保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是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会把机动车停在中心区周边的停车场里，然后很便捷地进入轨道交通系统，这样准时、安全、少污染、少烦恼，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机动车，这个事情应尽可能不施加那么多行政限制，努力处理为跟整个公共交通体系运转并行不悖。很显然，政府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赶快优化地铁的规划设计，加快轨道交通网建设再不能犹豫了。另外，要赶快配套建设各种各样，必要的停车场，特别是交通枢纽地带，中心区周边的平价停车场。北京前一段时间已经宣布有八条线路在加快建设，后面跟着的必然是财政资金的支持，虽然财政资金没有能力大包大揽，但是财政资金在里面要起到非常主导的拉动作用，政府资金进去以后再拉动民间资本。所以财政政策不能一下子稳健，还要适当保持它的积极姿态。
　　第四是现阶段我国物价上涨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从前几年，也包括这几个月的数据看，其中有75％-80％的涨价因素来自于食品，另外10％-17％的涨价因素来自房价，其他千百种商品的涨价因素只占8％-10％。这一延续了较长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总量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也就是看准增加有效供给的环节，把资金用出去来达到供给管理的效果。首先是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和多种经营的积极性，给农民更清晰的收入预期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强化。另外财政资金还可以调动国家可控的物资储备作市场的“平准”，比如将猪肉投入市场去平抑猪肉价格。另外一个当下财政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投入资金加快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以及公租房建设。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公租房建设。比如大学毕业生、年轻白领，他们有住房需求，但不是廉租房的供给对象，过去不得已要涌入商品房市场的低端，即使勉强把房子买到手，也要当“房奴”，很痛苦。而有了公租房，这些人可以非常安稳、整洁、体面地住进新居，很有保障地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类有效供给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当然，政府不能够大包大揽，但必须出一部分钱，拉动社会资金，包括商业性的贷款进入这一领域。这件事也会产生抑制CPI中房价因素上冲的作用。
　　说到财政政策当前继续积极的基本特征，会有人问这个特征还要保持多久呢?我们知道，2011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000亿元，虽然看起来不小，但上一年即2010年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也就是9,000亿左右。2010年度GDP增速在10％以上，但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是9,000亿的安排，这说明，虽然同样是积极，但没有在积极程度上面加码。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财政政策也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如果做一个展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经济相对高涨运行的过程中，会看到财政政策包含着淡出的安排。当然，到了一定的时点，官方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做出财政政策转型的表述。
　　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演进是相类似的。当然，在演变过程中，显然还有很多相机抉择的因素需要考虑。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方面频频出手，而财政政策更重要是要优化结构。结构优化的重点显然是配合中央特别强调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改进民生，这里面有许多事情需要再加大投入，同时还要配合机制创新与转变。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大家很关心。我国公共部门负债和GDP相对比，名义指标上是相当低的，不到20％，但是中国有天文数字的地方政府负债，现在正在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把相关的信息合在一起要特别注意两个数量信息。去年6月底按照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这个数据仍然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合计的贷款金额为7.66万亿。再加上地方融资平台还有的一些项目债、公司债等等，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合在一起的总体规模应该是在8万亿或者是8万亿出头，相当于GDP的20％或者是20％多一点。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如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中国公共部门负债率现在应该不超过50％或者是在50％上下，而欧盟国家设置的预警线是60％，我们显然是处在安全区域。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欧盟的这个预警线已失守，但是我们现在有把握控制在50％以内，因为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地方融资平台会得到相对有效控制，不会再让它负债规模与GDP相比再继续上升，所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安全把握的。
　　如果说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宏观调控框架，今年总体来说仍然值得注重贯彻“好字当头”的要求。我们的决策层没有提出年度增长速度的更高目标，仍然只提8％，在这种情况下，业界更关注的是价格走势。如果是在物价温和上升(通胀)和负数(就是带有通缩特征)这两者之间做选择的话，可能大家更倾向于选择温和通胀的状态，这个时候企业生产经营好做，市场比较活跃。其实宏观上也是这样，在3％或者是4％以下的物价上涨幅度，带有温和特征，其实是经济运行最好的状态。国际上一般认为4％以下的通胀就是温和通胀，是可接受的，这时就业方面的状态比较好，失业压力很小，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定。
　　但是政府要注意，防范以后通胀继续高涨，通胀水平继续上升。因为实践反复证明，政府想把通胀控制在4％以下，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通胀压力就过大了。中国这一轮物价上升过程中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事情，就是CPI上升刚超过4-5％，社会已经非常紧张，决策层、管理部门盯着目标指标，社会公众对于物价抱怨声也非常强烈，这个道理何在?我个人的看法是，它显然与我们黄金发展期伴随的矛盾凸显期有关。中国矛盾凸显，是在欣欣向荣发展过程中间，首先在资源和环境制约方面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现在原油50％以上要靠进口，我们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不断出现各种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