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

    2、下大决心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私人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部分是个人的,还有部分是准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
    3、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通过结构性的财税政策,引导国内重要行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长,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实现重大科学技术与关键机器设备的自主研发,重视并推动我国农业、粮食、生物等关键行业的研发与生产。除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要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在税前成本列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研发加大优惠力度;鼓励与奖励国内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纳入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4、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此次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购买力基础之上,虚拟的购买力必然催生出虚假的繁荣,最终会适得其反。从促进消费角度看,应提高企业职工劳务报酬的税前列支标准,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所得,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推动与扩大国内消费;继续降低房地产市场虚高价格、降低部分交易环节税收,促进住宅消费回升;调整相关税费政策,鼓励经济型、小排量汽车消费;积极倡导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等等。
    5、稳妥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国际市场有需求,且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因此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6、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
    我国的房地产物业税尚未开征,很多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不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大量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累加。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资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7、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
    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8、在财政领域实现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建立以公平、均富为导向的利民强国的财政体制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发挥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平、均富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之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能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