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二）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差距
　　 Paul Holden Vassili Prokopenko(2001)研究认为，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贫困率降低不仅仅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而且金融发展为贫困家庭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Shankha Chakraborty and TridipRay(2003a)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有助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因此，全社会的传统部门比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下更少，收入分配状况也更好，即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从实证层面看，学者们通过实证数据发现，金融深化能够减少贫困人口所受到的信用约束，这有利于贫困人口选择高收益率的投资，从而提高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一研究结果证实金融发展对于穷人收入的提高具有更大的作用，从而强调了金融发展对穷人的重要性（Li，Squire and Zou(1998)，Clarke，xu&Zou(2003)， Patrick Honohan(2004)，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7)等）。
　　 （三）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
　　 Galor and Zeira (1993)认为，金融中介不发达时，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将会比较高昂。穷人的初始财富禀赋达不到利用中介的门槛水平从而得不到金融支持，富人则会方便地取得融资从而获得高收益率。因此，金融抑制状态强化了初始的收入差距并阻碍了收入差距的改善。Mookherjee and Ray(2003)指出，金融市场不完美时，初始的财富分配会影响稳态的收入分配。当初始收入差距较大时，经济绩效较差，均衡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较大。De Gregorio and Kim (2000)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完美使穷人面临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从而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与此相似，Cagetti and De Nardi(2005)的分析表明，由于存在信贷约束，企业家的初始财富决定他的投资规模，这样，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会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Maurer 和Haber(2003)认为，金融发展与深化并没有使穷人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服务依然只是针对富人和具有某种政治联系的企业，并提高了他们的相对收入。金融深化以牺牲低收入者、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增进了高收入者的福利。
　　 从实证层面来看，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的观点主要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实证支持。我国的“城市偏向型”金融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金融规模与效率差异的进一步加剧，从而也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楼裕胜（2008），翟立宏和徐志高(2009)）。章奇等（2003）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着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温涛等(2005) 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负效应。
　　 （四）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着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不显着的。陆铭、陈钊（2004）有关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着。尹希果、陈刚等（2007）发现，在我国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均不为同阶单整变量，从而否定了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性。
　　 三、结论与启示 　　
　　 迄今为止，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正在逐步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对于二者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并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考察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是从国家层面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由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较大，在国家层面成立的结论，在区域层面未必成立。另外，就国内外学者采用的实证方法看，基本涵盖了目前流行的各种计量方法，如最小二乘法、面板数据、VAR（向量自回归）、非参数估计等。但各种计量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性，对于数据也有不同的要求。计量研究方法及实证数据的缺陷为实证结论的分歧提供了一个可能原因。
　　 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上，仍存在需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一）建立能够综合反映金融发展五项职能的金融发展指数，这是进一步研究的难点和关键之处。现有的金融发展指标并不能准确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导致实证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与误导，这也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
　　 (二)更注重微观基础的理论模型。既有的理论研究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制度为背景，没有考虑国别差异及地区差异。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探索建立金融抑制背景下的理论模型，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提供依据。
　　 （三）从研究方法看，实证分析仅能反映变量间的统计关系，却没有就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因此，进一步的研究要从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具体机制方面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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