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影响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
    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