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扩大内需背景下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979—2009

　　然后，本文选取1979年~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各变量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It为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Yt我们用支出法GDP表示；Ct为消费总额，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Pt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利率rt指标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率来衡量。由于利率有时一年中变化几次，我们做了加权估计，rt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其它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数据都为实际值，用以1978年为100的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全国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及其结果。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使用Eviews6.0软件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经检验，各变量数据满足I（1）过程，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进一步地，运用Engle-Granger检验方法对投资模型回归后的残差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见表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消费需求、价格水平、利率和产出与投资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一步地，可以得到全国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AD-R2为0.998，显示方程的拟合优度很好。回归结果表明，投资需求对产出最为敏感，且呈正相关关系，产出每增加1%，投资就增加1.559 1%，但消费需求、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对投资影响并不显着，从而得到全国的投资函数为：
　　首先，产出是影响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符合经典投资理论。其次，国内消费需求并不是全国投资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下降，企业自主投资比例明显上升；但是囿于传统计划体制惯性作用，投资需求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2）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东部省份的经济状况较为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则较低，而且这种差距还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消费的投资拉动效应。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陆铭等，2005）。（3）消费需求增加本身能驱动消费品生产部门及生产资料部门增加投资需求，但在控制产出变量后，消费的增加意味储蓄的减少，因而可能对投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同时存在可能导致消费的影响不显。再次，全国投资需求对物价水平变动的反应并不显。对全国总体来说，几乎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特征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资金的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拨款来保证，使得投资需求的增长主要受到财政预算及其它政策的影响，受物价水平支配程度较弱。最后，作为凯恩斯投资模型中最重要的影响变量，利率水平则对投资需求并不存在显着性的影响。这可能由于我国利率制度还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目前价格扭曲还依然存在；金融体系的改革明显落后于工商业的改革，银行的私有化程度低，这导致了资本市场不能有效配置，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不畅，从而无法对投资形成有效的作用，使得政府通过利率手段来调节投资需求的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①。 地区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及其结果：以浙江省为例。如前所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政府投资对资本形成起着主导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投资结构的不同也可能导致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因此，仅仅从全国层面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投资需求的形成，其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消除这些误差，下面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且较为均衡的浙江省为例，进一步寻求国内市场因素对于投资需求的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以浙江为代表的开放程度较高的我国东部地区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给投资需求造成的影响更大，因此从国内因素探寻其投资需求的影响因素，对于恢复并保持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