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与持续繁荣的宏观分析
四、工资上涨趋势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对于工资成本上升，尤其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与会专家并不认同。工资上涨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的，因此，工资一上涨，就归结为竞争力下降是一种简单的、不科学的判断。工资的上涨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
有专家指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由总体过剩向结构性过剩转变，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多因素导致的，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并将使中国经济迎来工资快速上涨的新时期。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资水平的上升成为趋势性现象。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催生出工资上涨的另一股强劲动力。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本轮工资上涨不是短期现象，是一个长期趋势。 2.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促使结构性调整
近年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产生产业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使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全面展开。
工资形成机制的革命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看，工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但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
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得也较为明显。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产业生存的空间，从而导致产业自动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提高劳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在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需要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这样一种由工资上升引发的产业转移，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差异。
劳动力工资低会使得相对劳动力而言资本的价格更加昂贵，企业对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进行过度使用，而不愿意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低劳动成本进行赢利，致使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使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低劳动力成本致使产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仅仅看绝对的劳动力成本，应该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二者的综合体现。目前我国制造业绝对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位置，考虑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并不低。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允许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赢利，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提升效率的动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3.工资上涨的空间依然很大
有专家对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与和我们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按照单位产品的劳动工资水平非常之低。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我们的1.5倍。中国现在如果把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水准提高50％，并不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有专家对劳动力成本进行了测算，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工资，而且包括劳工培训费用、劳保费用等。劳动生产率是制造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平均数的比值计算的。
结果是我们国家这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远远快于劳动报酬增长。大概2009年我们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1999年的89％。也就是说，如果按单位成本的劳动力成本来算，中国的劳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10％。通过比较投资来源地、产品出口地的发达国家和与我们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会发现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
有专家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认为总体上是静态影响比较大，如果人均劳动报酬提高10％，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最少下降8.6％，最大会下降30％。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下降会弱一些，大概会下降3.8％到17.6％之间。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同样提高10％，按不同年份去算的话，对利润率的影响是逐年下降的。比如说在文化体育用品行业，我们发现劳动报酬如果在2006年提高10％，利润率下降41％。到2009年，这个下降幅度只剩下29.7％，也就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行业内部消化的能力在提高。但对行业动态计算的结果会发现一个情况，提高劳动报酬，没有发现导致企业利润总额和利润率的下降，相反我们发现利润总额和利润率都在随着劳动报酬的增长，而更快增长。
提高劳动力报酬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国际贸易竞争力。主要原因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劳动生产率。由于这些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大大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这造成了劳动报酬占产业附加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相对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还在强化。我们的竞争对手涨工资比我们的幅度涨得更快。合理地、逐步地提高劳动报酬，不仅不会对企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利润总额带来消极影响，反而会促进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和利润率的提高。
五、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机制需要再塑造
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繁荣，与会专家比较乐观。有专家对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与增长路径转换进行了展望，在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及长期增长率的核算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也有专家从我国的对外经济前景角度分析我国持续繁荣的必然性。
1.要素弹性逆转是长期繁荣的基础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对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增长趋势进行了阐释，有专家提出"要素弹性逆转命题"。随着产出中要素份额的变化，将呈现产出/资本弹性（α）降低，产出/劳动弹性（1－α）升高的变化。随着对民生的重视，劳动报酬会增加，产出的劳动弹性由目前的0.4逐渐增长到0.5、0.6、0.7。美国大概在1860—1920年，英国在1850—1924年，日本在1900—1960年，产出的劳动弹性是0.4左右。目前美国一直比较稳定，维持在0.7—0.8，英国是维持在0.6—0.7，日本在0.7左右。
有专家在"中国潜在增长基准评价模型"及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等要素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仍具有8％—9％的潜力。并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趋势的观察，提出"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即从长期趋势看，投资（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出现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对数线性增长与城市化成熟时期的下降趋势。"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的提出，是因为城市化加速时期，资本深化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的内在要求，这为判断中国未来资本积累动态变动情景，提供了理论基础。
2.压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将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率50％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期。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着"压缩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即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在中国被压缩在几十年里演化，进而决定了中国长期增长的行为特征（经济主体行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和增长函数与发达国家不同。"压缩的"城市化过程必然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被压缩在几十年内实现的，所以它的集聚效应非常大，报酬递增明显；另外，由工业化阶段的"干中学"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的驱动，蕴含与增长目标转换所引致的增长环境，产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3.培养新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有专家提出，当前美国短期复苏的手段是扩大出口和量化宽松，长期的手段就是回归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美国的结构调整估计至少需要十年。谁来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买单？这涉及全球失衡。失衡的责任，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美国无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扩大出口，只会对外转嫁危机而不能解决问题。如何走出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困境？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我们现在的选择很少。我国外向型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体制转型和诱导发展，三十年的业绩证明很成功。在内外经济失衡与国际压力显著增大条件下，需要实现外向型模式转变，解决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战略问题。
一是定价权。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是世界主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重要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中国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依然是一个追随者。例如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石市场上最重要买家，而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却从长期合同价格变成季度定价、月度定价以及现货定价。我国要提高全球范围内铁矿石投资比重，在国内厉行资源节约和替代战略，与全球铁矿石供需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形成规则的影响力和逆周期的调节力，这必然是时间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拔苗助长。
二是金融实力。2010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3万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7.5％（3108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70.5％。对外金融负债2.34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63％（1.48万亿美元）。加快推进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管理和配置，持续提高股权投资比重，逐步推进人民币和银行"走出去"，加快促进资本和市场国际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建立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综合物流枢纽、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区位布局。审慎迈过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相互协调的"坎"。上海与香港、台湾合作打造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三是从模仿走向创新。全球研发和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美日欧大三角区域。无论是国际前沿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还是开发性研究，其创新的主体都主要是国际大跨国公司以及由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也有三个创新层次，即宏观层面的重大技术创新体系，如"两弹一星"；大企业层面的重点技术创新体系，如大飞机、高铁技术创新体系；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很弱，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撑很弱，引资的直接技术外溢效果很弱，是我国与美国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上的最重要差距。
四是承担世界责任。提高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及软实力的持续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改革。努力纠正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忽视了"经济发展"，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既要开放发展机会（如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实现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保证人人能公平地参与全球发展过程并从中受惠。增强促进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中的影响力。
五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会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和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都将是以中国市场需求为基础的一个内向取向的战略，如何解决扩大内需战略和城镇化战略与国际经济化战略之间的对接，对我们下一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未来的30年，是中国在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的关键时期，一步步地打造在周边和全球的生产组装基地，打造我们对外营销的渠道和网络，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银行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