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业在经济转型中的逻辑前提及其作用

　 2、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建设相辅相成
　　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仅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从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历史层面。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也是每个民族或者早或迟都必需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不管苏联是否愿意，因为其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为此，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痛感苏联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至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一般重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社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的重、轻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市场也远比苏联的好。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仍然认为需要适度调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同志说：“你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就会更多些。”这些认识的基本依据是：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产品提高和发展，才能提供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产品销售的重要市场；化肥、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也必须供应农村；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等等。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同志形成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创新思想。
　　（2）现代化层面。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的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国际游资和热钱在农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上的某些作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其中的价值。同时，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1984—1988年工业的大发展是这一事实的正面说明，而近年来工业产品的滞销则是其反面说明，至于国际市场的波动与经济安全的考虑则是其侧面的佐证。
　　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再启动”
　　1、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阶段性的终结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几年里，2004年以来的投资率都超过了42%，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这两个市场的建设原则上，都应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上；或者是国内市场的拓展、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或者是国内市场的培育等。如二战以后的日本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基于其国内市场的“两头在外”（即原材料和产品的销售市场）的特点所致。就中国30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而言，我国一方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为途径对国内加工产业的发展具有锻炼和技术的培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实际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等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出口导向型战略自身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出口为战略导向，必然使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基准，这样，一方面国际市场的波动反映便直接体现在国内市场上；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需求未必是全局和整体的，更未必是协调的、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基准也必然影响到国内市场。而且更重要的事实是，国内市场越大，国际市场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将随之放大。
　　因此，综合来看，如果我们对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的三架马车：投资、出口与内需作用进行分析，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的空间是有限的，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规划和目标来看，内在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无论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国内市场的建设与完善的需要来说，都应该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政策的重点，当然更是一个难点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其《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一文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今后中国发展的二次转型，应该是投资导向模式、出口导向模式与以GDP为中心发展模式的终结时代。现在看来，问题倒不仅仅在于迟福林教授的观点和判断如何，而是在于对内需的政策导向的选择，究竟是我们被迫无奈的选择（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空间的有限）还是我们本身就应该具有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路径？反之，如果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在今后国际市场回暖之际，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认识和设计内需的地位和作用呢？在今天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的体制和发展方式的路径应该如何选择和确立，支点究竟在哪里，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
　　2、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再启动”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础。
　　第一，城市与农村的消费边际弹性不同。在城市，我国居民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商业革命和大宗消费品排浪式消费之后，先后步入个性化消费阶段，城市居民收入边际消费弹性也随之逐渐减小。在农村，广大农民的生产消费基本处于尚未开发或刚开发阶段，而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潜在的生活消费需求很大，农民消费边际弹性较大。富裕起来的亿万农民，将会成为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内需主力。但这能否成为现实，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还取决于我国今后“三农”现代化发展的力度和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