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达经济学思想概观

　　《经济学大纲》(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是李达经济学的代表论著。书中准确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来看，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李达首先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它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暴露特定经济构造由于这个矛盾而发生发展，以及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法则。”其次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规则。再次区分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广义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两种，前者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后者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此书的特点在于，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及各形态的历史演化进行了严谨和系统的分析，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用经济学处理历史材料是历史科学的主张。此书的特点还在于，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李达失去了安定生活和研究资源，未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系统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学术遗憾。但李达在其他章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有许多闪光之处。如他用过渡状态来定义中国“现代”经济，指中国经济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但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修订出版)也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经济”的概念。这些经济形态的划分体现了李达对中国经济现实性和特殊性的准确把握。
　　三、对李达经济学研究的总结
　　李达转向经济学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了集中的反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材料。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有了新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显现的思想更加完整、丰富和明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达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
　　李达之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同时创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哲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经济哲学是李达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成因，仅从这一点来看，李达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重视现实的经济现象的理论特质。按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划分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表达，相反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思想正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形成完善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时，不能撇开经济哲学方法这一线索，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马克思在经济哲学方面的思想发展，所反映的是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李达作为从革命家到专职理论家的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学理转变，即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对社会问题作出论断，到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李达的经济哲学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其一，保持一贯的经济学研究目的。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国情研究。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等不少论著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哳经济有助于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分析国情、总结国情。正是因为重视经济学研究，李达能够更好地解析社会问题。李达通过大量经济事实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理，界定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二，重视总结理论研究的规律。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从初期文本中发现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够准确、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够正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完整，试图通过深人的经济学研究予以更正。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认识。其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为中国社会问题分析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达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书中已经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提出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批驳从上层建筑人手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总之，李达在3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1935年北平《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的《学人访问记》第一篇连载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