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经济学

    在《元规则》中，作者曾这样说过：“世界是一个大球场，或者说是许多球场，只有那些能玩硬球的人才能成功。一个人如果掌握了硬球游戏的法则，在这个日常生活充满了权谋的世界，他就能赢得一席之地，并且发达辉煌。”不可否认、更无法推委：现今社会确实大量存在玩政治球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不惜冒着被入狱的危险而铤而走险、以权谋私。中国社会陷入了宫闱争斗和权谋文化泛滥的腐败气氛中。
   “市场经济”已提倡了多年，有人也就不遗余力的认为：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市场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同时也是政治家的手段、经济家的夙愿、人民的梦想••••••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全面的，在漂亮口号的空气中漂浮着计划经济的尘埃。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式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的一个连接站，离即定的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路程要走••••••我把现在的经济形式称为“准市场经济”或“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因为客观的现实确实同时存在着一对相矛盾的“悖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事实。
    今天，我见到一幅很有趣的对联：“提倡廉洁说来易，反对贪污做去难”。不过趣归趣，这可确确实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现状、政府的困境。现今官场“作假弄虚、虚言浮术、图华名伪事”泛滥，几乎成了圣眷优渥、权倾朝野的官场风气。更为可笑的是，经济界流行“商务”，而到官府则变成“电子政务”；相应的，追求“企业文化”，而上面污朽的风气则成了我们特有的“政府文化”。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的，有“果”必有“因”、由“因”致“果”是逻辑学里最基本的定律。腐败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腐败同样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特”就“特”在“普”（普遍存在）、“大”（大额贪污）、“奇”（经济与政治在怪异的矛盾中磨合着）。由此可见，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而必须将反腐提高到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上来。马克思要求做事要从实际出发，何为“实际”？即问题的实质及根本，我们在面对这个棘手问题时，先需具体分析其实质再将这个具体问题截断于“阀门”。
    人性学又告诉我们，人的自私本性决定了其必须以一切手段而攫取自我生存的资料。它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竞争形态，腐败、抢夺、偷窃等犯罪是由这一人性的猖獗形成的。所以说，自私是人涉入腐败歧途的根源及内因。但是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及片面性，更会成为贪官污吏们的挡箭牌。它对包括“良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一种否定，好象作为“人”的范畴就意味着“耻辱”的开始。我们必须用一种精细而又全面的思路去“发掘”腐败的根源。因此，我将在后面把“有中国特色的‘涉贿’主义经济”之“特”（本质）的“特”（根源）一一勾画出来。
    曾经有个学者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发现：中国的学生最向往做官，而美国的学生最讨厌从政。中国人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这一陈旧的观点还被大部分人当作进取的目标及实践手段。究其原因，在中国，权之所及、无所不能，官员可以借助自己手中的“特权”大敛横财。搜括民财、暗度陈仓的现象时有发生。不是“民选官”、而是“官导民”，并非“民监官”、更为“官管民”。在这样 “本”、“末”到置的制度下，官之所及，呼风唤雨、气势凌人；而民之所能，鞭长莫及、无力回天。官之所至，官官相护、欺凌百姓、一手遮天；而民之所屈，缩头收尾、阿附宦官、无能为力••••••
   人会思索，指的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而进行某种心智的活动。而“理性”只是指人能思索而已，会思索，并不表示思索之后所采取的行为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因此，贪官们经常在自己扭曲的“理性”中犯下“不理性”的错误，但是给予他们的回报则是一笔不菲的“经礼”，所以他的行为是“经济”的。而有利的内部特权再加上宽松的外部环境便成了他们敛财的有利条件。（所谓外部环境是指模糊的产权制度跟乏力的舆论监督）
    中国社会的公有财产在社会总财产中占有很大比重，何为公有财产？即全民所有，虽说是“全民”拥有产权，但是不可能采用由“大家”一起控制或轮流管制的办法，也不会在“民主”的促进下由“民”管控。在“官本位”、“官至上”的制度下，只有由政府所有，而政府则将其交付其“庸附”者──官员（个人）去直接经管或监控，而“囚犯困境”（经济学中指谁遵守规则谁吃亏，谁不遵守规则谁获利，结果是无人遵守规则。）致使腐败现象的发生••••••举个例子：一个美眉裸睡在你床头，你能保证你不动她吗？所以说，产权的不明晰也是形成腐败的一个因素。
    中国的宦官好象都很“聪明”，这我不能不承认，对他们“踢球”的技巧也是“钦佩”万分，他们“万无一失”的规避伎俩本人更是予以肯定。但是他们是怎样做到“万无一失”的呢？其实，最根本的是我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媒体监督体系。美国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政策，民众敢于言、官员畏于言；而中国由于“官民不等”思想的作用及制度的强制规限，人民畏于言、宦官敢于怒。一“畏”一“敢”正好倒置，其实这是由两国的社会角色定位及思想差异凝固成的。由此看出，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众监督机制迫不及待，而构筑一套成熟的言论自由、体制独立的媒体环境更待规绳。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达，尽管人类占有的资源有所富足，可是社会贫富差距的巨大及“物欲”的膨胀，导致了一大部分人生活于“资源”的“压抑”之下，这就导致了其“越规（轨）”行为──贪污、腐败。人是通过为他人的服务（付出）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人是通过对善、美和真的探求发现自己的价值的。可是，很多人（贪官污吏）考虑的不是价值，而是价格。不是职责，而是职位。他们把可以净化人生的谦卑的服务精神，把公正赋予的神圣责任，当成明的暗的商品去出售。似乎价格越高，人生就越有意义。从这看来，好象贪污还是由人性决定的，其实不然，贪污是由贫困而导致的低薪造成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中西对比看出：官员工资普遍低下，而国外多采用“高薪养廉”的做法抵制贪污。庆幸的是，中国也开始认识到了这点，公务员多次获得提薪的好处。我要说明的是：低酬出敛、高薪养廉！
    记得公司有人对我说过：“员工太闲了就容易出问题、造麻烦”！确实，中国的腐败或多或少也是由宦官过“闲”制成的。前段时日，有幅批判性的漫画展示：正常上班时间，一个肚皮圆大的官员叼着烟在办公室很悠闲、很惬意地阅报。看到那样的画面不由地使人想起“县太爷”们。人是好动的动物，所以他们是闲不住的，一有空闲就去“转悠转悠”，最后，就养成了现在的“三转”恶习，（“三转”指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三转”都需以很大的开支为前提。其超常规的经济压力，使他们为了获得其中的乐趣必须尽量多的敛财。否则，“三转”将有可能因为“缺资”而被中断的危险。这时，腐败又一次出现了••••••
    再者，政府部门间的“纵向组织”的协调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从低层向上传递过程中发生的扭曲（导致决策错误），而“横向组织”的协调成本增加则由于组织内部信息交流和横向联系的人们之间讨价还价所费的成本（延误时机，相互“威胁”问题，等等）。为建立一个高效、廉政的政府我们必须“裁员增负”。让官员忙于国事、亲于民政。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用更多的资金用于“加薪”。提高“公仆们”的收入，由此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
    在向市场体制转移的过程中政府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是改革领导者的角色，另一个是改革对象的角色。一个是改革动力的角色，另一个是改革阻力的角色。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角色，是由中国改革的性质以及特有的国情所决定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在这一国情下进行的。
    世上存在着“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我们不应忍受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的“恶”并尽可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消除“恶”，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每一个人愈是尽力履行这种义务，其努力的方向便愈正确，成果也愈大，每个人也就愈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及生活环境，从而愈全面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图。人们必须为改变现状而努力，由此而唤醒了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发生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正如苏东坡所言：“风起水涌，大鱼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