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项目意义
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Leibenstein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cker的学说，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作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家庭生育行为也是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抉择，其依据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就不再安排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就决定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是否生育下一个孩子就取决于随机因素。
国内对孩子成本和效用专题的经验研究不多，其中大样本研究的仅有几个（冯立天等，1987；田雪原，1995；叶文振，1998）。这些研究以实证资料对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了基本描述和分析，但也或多或少存在如下缺陷：（1）对孩子成本估算的终止年龄定为16周岁不符合国情，因子女上高中、大学的费用也大多依赖父母，而且众多父母还要支付子女16岁以上未就业子女的生活、恋爱直至子女的结婚费用；（2）入户访问只对母亲进行调查，在分析孩子成本和收益时，只估算了生养孩子对母亲的正负效用，忽视了对父亲的付出及其效用的影响；（3）测量成本和效用的指标体系缺乏完整性和性，如经济成本的核算较粗放或采用回溯性的资料，估算不够准确或因资料久远而削弱了研究的现实意义；（4）以往的经验研究都是1996年及此前的数据，而近年随着、住房、医疗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孩子成本/效用科学估算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了解社会转型期驱动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于孩子经济成本/效用的全面评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特点一是将直接经济成本项目扩大到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并进一步估算他人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付出，以更为全面、准确地估算子女抚育所需费用，细致描绘经济成本的结构。二是考虑到上海16岁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提供抚养、教育费用（近年来教育费急剧上升，大专及以上的升学率也渐增），而且由于市场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递增，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常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结婚费用，有的还要提供给子女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将对0-30岁未婚子女的经济成本进行调查。三是除了直接经济成本外，我们还将估算父母生养孩子而影响自身或减少收入等间接的经济损失。
为保证问卷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由调查员入户对父母和30岁以下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进行分别访问，而不是以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法收集资料。询问方式以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并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和深入访谈拓展资料的深度。
由于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样本均来自该区。为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统计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首先从该区12个街道中随机抽出6个街道，然后在该6个街道198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居/村委会共36个，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对象总数，在各居委会随机选出7种类型（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的样本各3-4个。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尽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无法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按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调查成功746户，其中子女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的分别有100个样本以上。
由于男性更多地拒绝访问，调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占57.6%；被访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42.9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12.4年；年平均收入为34130元；92.6%的对象为初婚，3%是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93.7%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
三、研究结果
（一）孩子经济成本的特征及其转型期的变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资分别为17046元和10520元（冯立天等，1987）。1995年陕西咸阳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在3万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19829元，其中教育费为17573元，占总费用的14.67%（叶文振，1998）。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
1、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差异较大
据104位2000年7月后生育孩子的被访估算，自妻子怀孕到生育期间，户均共花费13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费为最高，人均近5000元，其次是营养费和孕产期检查费，人均都在3000元左右。但从较高的标准差来看，不同家庭的差异仍较大，比如，住院生育费的标准差为±31300元，最低仅1000元，最高则达20000元；怀孕/生育期营养费的标准差高达±37200元，最低为0，最高达20000元（见表1）。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100元±2300元，最高达10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4.8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万元以上，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支出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项目的差异均较大，概括而言，父母所付出的成本具有如下特征：
2、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
子女教育费在近年猛长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包括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见表2）。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可以说增长速度飞快。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600元，而支出6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000元以上。不少父母为了子女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不惜花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其中也有些父母因竞争激烈、工作繁忙而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全托班，故收费也相应较高。
调查中不少家长较集中地表示了对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收费过高的质疑和担忧。一些被访反映，住宿费由家长负担也就罢了，但现在连水电费也全转嫁给学生，不给水喝，非让买净水；想直接考四级还不行，非让学生付费先考三级硬赚钱；不愿意选修的课程，只要付足费，不去上课也可通过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上大学的费用十分昂贵，一些下岗、提前退休或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对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忧心忡忡，一些家长述说因自己难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以至现在就业困难等。还有些家长及其子女为来上海大学就读的贫困地区的学生鸣不平："他们真是太苦了，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没有钱买菜，仅买个馒头啃"。
3、信息化和社会保险成本凸现
信息化时代的电脑器材/碟片、手机、上网等经济成本是以往的调查未涉及的领域。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报告，年均子女购买电脑/手机及电话/上网等信息/通讯费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500元，其中手机/电话/上网费最高的达六、七千元。而实际上此项支出还不完全，因为父母给予的零花钱、亲戚朋友给予的压岁钱，也有一部分被孩子用于支付购买音响、电脑耗材或支付手机、上网等费）。按本研究的统计，零花钱和压岁钱两项人均年进账达2300多元（最高达40000元）。因此，子女年均用于信息、通讯的家庭支出远超过2000元。
而随着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家庭的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父母常常更关注子女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保障，重视购买相关保险，不少学校也组织学生集体参保。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其中学前儿童在2300-2500元上下。
4、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
父母不仅大多全额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满足孩子的娱乐乃至时尚消费等需求，而且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结婚以及未就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近年社会劳动力的过剩使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子女择业、就业十分困难，一些家长还反映子女高不成低不就，整天无所事事，不积极设法找工作，单位路远的不愿去，工作辛苦的不想去，靠父母微薄的薪水过日子，令父母叹息不知哪天才可出头。
而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焦虑和沉重负担。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虑此事的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其中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了3-50万的成本。对88位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48%的儿子和42%的女儿自信个人有能力承担结婚、买房等费用而无须父母资助，但仍有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即使不在读的未婚子女，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了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年均4000元），加上服装、手机/上网以及零用钱等，每年人均仍要父母支出14000多元，可见父母经济负担之重。
5、生养孩子到不同阶段的总经济成本惊人
表4显示，在子女各阶段的年抚养成本都在13000-19000元，高等教育阶段的人均经济成本更达27000元。由于不可能进行追踪调查，我们仅以去年的物价水平和家庭支出来对孩子的总经济成本进行估算。表5反映了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从父母孕育起到不同的阶段，家庭生养一个孩子究竟要花费多少经济成本。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远高于以往同类研究的估算结果。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倘若将未婚不在读的子女都计入的话（0-30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则将上升到49万元，可以说子女经济成本的增长速度惊人（未含亲朋好友/社会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5-6万费用）。如再加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就更可观了。
孩子养育总成本过高反映了一些家庭的支出结构不合理，除了前述的高额择校、赞助、家教、补课、、通讯费外，不少家长不惜重金给孩子购买名牌服装（年最高服装费为15000元），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最高为28000元），子女零花钱最高也达12000元。
家庭支出结构的不合理还反映在子女花费的绝对和相对数均远高于父母。由于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父母在子女身上的花费总是第一位的。根据被访的估算，除了不在读的外，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39-52%左右（见表6）。
不少父母自己收入不高，但为了孩子的营养、受教育、过生日乃至出国、结婚，宁愿自己省吃俭用、倾其所囊甚至借钱举债来满足孩子的需求。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是夫妻总收入的近7倍（依赖父母累年的积蓄或他人赠送/资助）。
（二）孩子成本的影响因素
对孩子经济成本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的性别与总经济成本无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家庭所支出的费用都差不多。这或许与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且上海父母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意识淡化不无关系。子女年龄越大，父母经济负担越重也表明，孩子接受高学历费用的昂贵。
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的经济成本无显著相关，这可能与不同阶段子女所需费用相异、而父母即使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也依然会尽力满足子女所需，设法给予子女最好的成长环境。
父母职业层次和薪金收入越高，抚养子女所花费的经济成本也越大，尤其是年收入对经济成本的影响程度为最大。这或许表明，孩子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支付能力。
而亲属的经济支持也推助了孩子的消费水平（见表7）。
四、结论与提议
在全面描述和分析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今后人口少生、优育的前景以及孩子经济成本的结构优化进行探讨。
（一）抚养成本高昂，超生和性别选择更远离上海
在众多省市滥用B 超择男生育、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刘鸿雁等，1998；苏荣挂，2003；于弘文，2003；朱楚珠等，2003；陈兆钧等，2004）的大环境下，上海育龄男女的生育观已发生显著变化，人口的增长率自1993年以来已连续11年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率达99.2%（上海市统计局，2004）。本研究的有关统计数据也显示，受访家庭的超计划生育的仅占1.1%，计划生育率为98.9%.从对象回答"假如您的孩子不是目前性别的话（目前如是男孩的话询问如是女孩），会对您和您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的询问结果看，父母认为如是女孩的话，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满足和事业/收入增加有更多的积极影响，或认同如是男孩的话更麻烦、更操心的较多些。
从受访者对儿、女评价的差异也表明，父母对女孩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学业成绩以及与父母的沟通和关系打分都显著高于男孩，对女儿在外学坏或因表现欠佳产生的失败感也显著少于男孩。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649名18-30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受访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1.1个，其中生育1个孩子的占81.5％，生育2个占13.7％，生育3个及以上的占0.4％，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占4.5％②。上海社会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最新研究也表明，20-30岁未婚青年对"我结婚后不想要孩子"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占20.2%（非常肯定的仅占5.6%），其中担心"孩子牵涉精力太多影响工作"的比重为最高，达71%，其次是"孩子影响夫妻自由"，占64%，再次是"孩子的抚育成本太高"，有49%，然后为"无须靠孩子养老"，占36%，有28%认为"生孩子会影响自己/妻子身材"（李煜等，2004）。
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急剧上升，加上抚育男孩的心理成本更大等现实，也将成为上海人少有男孩偏好的理性选择基础。故从总体趋势预测，新婚夫妇超计划生育和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现象在上海不会突现。然而，由于1980年代人口出生率较高期①诞生的年轻人正进入婚恋期（他们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且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微调后不再鼓励"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胎，并不再有间隔4年后再生育第二胎的限制，因此，上海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人口高出生率。
（二）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提升单位成本效益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越有利，父母善于与孩子沟通、交流，并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等显然更为重要（见表10）。
不少家长出于对子女学业成绩和升入重点学校的期望过高，或过于溺爱，在择校、家教/补习、购买名牌服装以及过生日等项目上，超出自己能力而不惜重金的高投入，但未必取得与之相对应的高回报。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进入重点学校后，不仅无法适应并跟上快节奏/高难度的课程教学，反而增加了压力、沮丧和失败感。而另一些子女在名牌大学毕业且工作单位满意的家长则强调：从未给孩子请过家教、上过补习班，而是从小带他/她多活动、多参观、多与人交往，和孩子多沟通、交流，培养孩子的观察、表达能力和自理能力，激发他/她的自信心、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使孩子有较强学习自觉性、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性。
之后，自己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少花些功夫，减少些一般父母常有的心理压力和担忧。这些成功父母的教育经验给予我们以启示：经济上的高成本对不同孩子的成效具有差异性，高经济成本不是万能的而且是可以替代的；从小在孩子身上多花些时间、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而长远的效果。因此，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许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鉴于独生子女家长普遍存在的对孩子成才的期望过高、经济成本投入结构不甚合理、重成绩轻综合素质的养成教育，以及父母个体的心理压力和焦虑的现实状况，需要强化家长本身的再教育。因此，大众传媒、家长学校或心理等服务领域，应适当增加相关的父母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方法等宣传、培训、讲座和咨询等多层面、个性化的服务，使更多的家长改变将高经济成本与子女成材划等号的偏颇观念，在抚育子女的实践中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比如减少择校、赞助、降分录取费和过高的家教、补课、生日庆贺等费，增加参观各种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和参与各种课外兴趣、养成动手能力等活动费用），提升单位成本的效益（比如引导孩子将有限的上网费使用在获取有益、可用的信息上，或以较少的零花钱购买工具、材料，在干中学以得到更多的经验和乐趣），或鼓励子女以劳代逸、通过勤工助学等方式获取部分学杂费及零花钱。
（三）完善相应制度，体现教育公平
在对生养孩子的各类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长尤其是因下岗、提前退休、病残、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经济拮据者负载沉重、焦虑顿生。
为此，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使经济拮据家庭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调查中发现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不愿接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主要源于强烈的自尊心。处于弱势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学校除了应推行人性化服务，以保护家境困难学生的隐私和维护孩子自尊、呵护孩子心灵外，还须对学生进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对家境困难学生的歧视，并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弱势同学更多的爱。
关于勤工助学的导向和方式也有可改进之处，如报载某大学勤工助学招聘会上，图书管理员、产业集团助理、学生公寓协管员等"白领"岗位异常走俏，而自行车棚值班员、楼道清洁工则无人问津，且大多数贫困学生未提出申请③，但这不能仅归咎于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还在于学校在发布招聘信息时，既未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又未根据市场需求，降低相对轻松又趋之若骛的职位的酬劳，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问津的岗位报酬和地位。更何况，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更顾忌自己在从事低层次劳务时，遭遇那些穿着入时的同龄人的冷眼和讽讥，甚至你在前面扫、他在后面故意扔废弃物的恶作剧。因此，学校和社会不仅要强化劳动不分贵贱的教育，还须在消除对弱势学生的歧视、给予他们更多人文关怀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
注释：
1上海市统计局编、统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上海市国民和社会统计资料（1949-2001）》显示，1981-1989年上海的出生率在12.5-18.5‰之间，而1995-2003年则在4.3-5.5‰之间。
②参见施捷：《上海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呈现新特点——不要孩子者开始增多》，《新民晚报》2003年11月17日。
③参见陈俊旺、吴婷、李春伟、钱海涛、胡艳华：《高校勤工助学招聘会'白领'岗位异常走俏》，《楚天都市报》2004年9月7日；范高阳：《校园：遭遇'贫困不申请'尴尬》，《中国妇女报》2004年11月10日。
：
陈兆钧、李叶西：《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因和对策》，《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4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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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茁、费尔德曼、勒小怡：《老龄问题研究儿子与女儿：中国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人口研究》2003年第1期，第67-75页。
刘鸿雁、顾宝昌：《中国农村地区性别偏好及其行为表现》，《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2期，第7-24页。
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苏荣挂：《准确把握态势，有效实施治理——对浙江、山东、安徽3省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调查思考》，《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第47-50页。
徐勤：《儿子与女儿对父母支持的比较研究》，《人口研究》1996年第5期，第23-31页。
叶文振：《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与效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于弘文：《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统计失实还是事实偏高》，《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第38-41页。
于淑清、宋健、林炜、齐明珠：《市场经济与婚育意愿》，《人口研究》1994年第1期，第50-56页。
朱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人口与经济究》1996年第5期，第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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