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

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渊源，若不带偏见地究其根本，是与马克思及中国先贤乃至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为了人类繁荣、平等与幸福。比如十八世纪西方经济学之父斯密撰写《国富论》的哲学观是“最多数的人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①，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人边沁的思想“人具有追求幸福和避免不幸的天性”，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学。“大多数伟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旨在改善现代世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总的说来，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是持批判态度的。”②人的整个历史，是一个为人类谋福利（繁荣、平等是福利的内容）的历史，经济学是为人类谋福利的学科。为人类谋福利、谋幸福应属于人类共同的理想，是人作为类的相通的理性。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的理想与中国先哲和后贤的大同理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所献上的最具建设性的礼物——向人们描述了一幅没有贫穷和痛苦的美丽的社会图画”（引自所罗门.B.弗里霍夫对马克思的非常感性的评价），以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未来美好社会的初衷一样，其作为人类理想是共同和相通的。尽管通往理想的道路，东西方各自坚持特殊性，各呈光彩，但正因为思想渊源的普遍性，所以又在各自的发展中、在对方给自己的冲击中，有了不断借鉴对方、补充自己、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可能。这种思想渊源的普遍性，同时预示着东西方经济学“大综合”的可能，标示着东西方经济学“大综合”的大前景、大方向。 　四、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策略性启示
　　对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的总体研究给我们的策略性启示有二：
　　1.不论东西方，“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英明而明智的策略。
　　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生成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对西方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方向，对经济病症的诊断和疗法，西方经济学家有时本身也是十分没有把握，并不比中国人面对经济问题时好到哪里去。从西方历次的经济波动，到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潮时曾经的惊慌失措、谈虎色变，到包括美国在内时不时也会面临类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七十年代的“滞胀”以及最近波及全球的次级债这样的种种大风波、大矛盾。毕竟经济社会运行轨迹绝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走在不曾走过的路上。前路茫茫，迷障重重，对于任何国家及国家的精英、民众来说是一致的。正是实践的不确定性造就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与思潮，每一次危机和矛盾的产生都是一种经济学的终结，危机和矛盾的解决、经济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另一种或几种经济学的创新和形成。
　　反观诸己，中国也是走在一条未曾走过的路，假如西人能在众多矛盾之上自信前行，中国人便没有理由不自信。假如传统的中国经济学伴随着中国经济曾经经历危机，随着中国经济的兴盛，中国经济学也必可实现创新，并用于指导中国经济。
　　2.西方一个半世纪内影响重大的三次经济学的“折衷综合”历史，告诉我们对经济的“综合”可以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进程。
　　西方经济学流派变迁的过程还表明，流派的“综合”推动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到，西方经济理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内出版了影响重大的三次“折衷综合”的名着，第一次是约翰·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该书在作者生前重版7次，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的必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次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1890年出版到20年代末期(1920年出第八版)，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第三次是萨缪尔森(后与诺德豪斯合作)1948年问世的空前畅销的《经济学》，至1998年，该书已出版第16版。③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要自信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独特的经济道路，融合东西方实践，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综合的经济学。
　　结合本文第三部分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战略思想性启示，则可以看出，优秀的东西方经济学人普遍的自信，是建立在相同的建设国家人民福利的目标之上。福利，犹如心香一瓣，香灯一盏，将作为普遍性和必然性一直指示着东西方人民和人民的代表在实践和理论上摸索前行，并作为经济学的底蕴，实现未来的“大综合”。
　　五、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技术性启示
　　正如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瑞典经济学派及福利经济学、制度学派与混合市场经济理论、二战后欧洲国家经济国有化发展潮流等，不能说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改进并被有意识地借鉴。
　　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技术性启示，不一而足。举其大者，有如下几项：
　　1.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示良多。
　　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其“看不见的手”的神奇理论二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经济政策也影响深远，或者说，中国的实践与其思想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国有现代企业制度及法人治理结构和私营企业的兴起等，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斯密所彪炳的市场，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目前，东西方经济已兼具混合经济的特征，只是在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主导性上的差异彰显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而这正是未来“大综合”经济学要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
　　2.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重视民生。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结晶——“福利经济学”明确认为：实现社会福利最优的途径不外两个：做大蛋糕，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蛋糕一定大小时，分配公平。指出最有经济效益的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社会产品的分配来看，如果产品的分配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一种分配的变化都会至少降低一个人的满足程度，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产品分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或最有效率的状态。从社会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的配置来看，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一种配置的改变，都会至少降低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的产量，那么这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的配置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或最有效率的状态。”④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冲击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结果，是由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变成追求公平的“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由《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表述），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竟然发展到和社会主义的思维如出一辙；同时实践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欧洲，竞相化解马克思意欲由劳动者开始、并以极端化的暴力方式解决的劳资矛盾，与马克思的思维路径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从资本家开始化解，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化、社会主义化了⑤。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奉行马克思主义、而在效率和公平上都还不够理想的中国经济，先是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是硬道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但快速发展后，贫富分化较严重，显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于是及时提出“兼顾效率公平”，致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到十七大则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等，都意在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福利最大化。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共同趋向平等基础上的繁荣，标示着世界共同趋向福利化和社会主义化，标示着“大综合”经济学诞生的实践母体的趋于成熟。
　　3.公共选择理论启示中国经济学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设置。
　　公共选择理论等对于撇清政府和企业、个人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设置，促进政企分开，各自明确功能等，也有建设性启示。它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不过是公意的代表，当私人、企业自行执行公意时，私人、企业已越过政府机构执行了所谓政府的功能（如促进就业，慈善事业），“看不见的私人市场之手”和“看得见的政府公意之手”两者并非水火不容。同时预示着东西方共同面临政府和企业、个人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未来“大综合”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