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先行国家软件出口比较分析
4.软件产业发展的政府作用比较
各国政府在软件业发展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府引导和鼓励具有创新性的基础研究，加强对研发领域的投资，并通过立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以色列政府鼓励创新，设立了4亿美元的国家产业开发基金，为技术和产品研发提供资助，通过高科技孵化器项目为科技人员的预研提供风险资助、场地、职业帮助和行政管理支持。爱尔兰政府建立全球最重要的服务外包基地——香农自由贸易区。而印度政府则早在1986年就宣布了新的软件政策，刺激软件产业的发展。1988年，印度制订了“世界市场策略”，并实施“印度软件科技园”计划。菲律宾政府启动了“投资优先计划”，规定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在任何区域或经营场所均可向政府申请成为经济特区，享受优惠政策。
5.软件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比较
各国软件消费市场的容量也是软件业发展的重要参数之一，软件消费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接包方对发包方的依赖程度。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决定了软件产业全球供应的流向。美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其本国市场，而日本则一部分为本国需求，一部分满足其他市场的需求。相比之下，印度、爱尔兰、俄罗斯、以色列和菲律宾等国的软件业以服务于国外需求为主。
新形势下中国软件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急剧萎缩和金融业的破坏性“去杠杆化”进程给中国的软件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金融危机为中国软件业带来的机遇
对外投资合作机会增加。作为各种制
造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产业，软件产业在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消费需求的萎缩导致众多软件企业的面临重新洗牌和估值，对资金的需求增强也给有意愿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由于成本压力的上升，更多的企业希望通过降低人力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业务流程的外包(BPO)和信息技术的外包(ITO)的需求增加，有可能给中国接包企业带来更多的订单。
资金保障更为充沛。尽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流动性持续紧缩，但从房地产等行业退出的资金当然需要找到更为稳妥的投资渠道，高新技术的软件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之一。价值型投资的投资者更愿意在价值低谷中找寻投资机会，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进一步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软件产业可能获得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中也相应出台了各种刺激计划，以罕见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助推产业发展。软件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益于宏观政策。
人才供应更加充足。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飙升，进而带来了更为充足的人力资源供应。中国政府一向在引进高级人才方面坚持宽松的出入境政策，中国的软件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雇用更好的员工。同样利好的是，金融危机下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更多人才更注重自身的素质培养，通过各种技能培训增强自身实力，也为企业近期乃至长期发展积累了更好的人力资源储备。
2.金融危机对中国软件业造成的挑战
发达国家信息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减弱。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消费能力的下降，这在欧美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显著。作为软件产业下游的制造业企业开工不足、消费者消费能力降低增加了软件企业的赢利压力。
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金融危机下，一些国家开始频繁启动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外国人就业、对外资企业不实施“国民待遇”等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会扭曲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全球分配，进而影响中国软件产业的出口。
技术创新基础投入减少。长期的基础性研发投入对软件产业尤为重要。计算机基础理论的发展、应用软件的开发和计算机硬件技术的提升是软件产业长期发展的保障。金融危机导致企业不愿意也没有更多力量在技术创新上投入更多资金，这必然不利于软件企业的长期发展。
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建议
面对新形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政府、软件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应该携起手来，迅速出击，把握机遇，争取实现中国软件业的弯道超越。
1.政府在促进软件出口中的角色定位
完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软件产业的生存，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国际惯例存在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包方的信心，进而不愿意把一些附加值高的业务发包至中国。要发展软件业就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方面，除传统出版物外也应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加强对数据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知识产权侵权处罚力度，严格知识产权执法，引导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也应该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宣传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决心和实际工作，增加不同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信息沟通与协作，减少软件产业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监管的死角和漏洞，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加强发展引导，增加资金支持。软件企业大多缺乏大量可以抵押的固定资产，融资能力较弱，特别需要财税支持。一方面可以探索企业所得税减免，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整个人所得税，鼓励更多人才投入软件行业，减免出口相关税收促进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建立国家软件发展基金或与软件发包方的政府共同设立相关基金，对起步阶段的企业加强扶持，帮助企业获得国际认证、拓展国际市场。
形成产业集群，发挥协同作用。聚集的软件企业可以为人才流动提供更为便利的流动平台，也有利于企业间的配合和协作。软件产业发展对通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供应、企业协作的要求较高，需要政府根据各地特点，在地域、细分产业等方面注重规划。合理的规划不仅有利于提升软件企业资源整合的效率，更是避免地方间扶持政策恶性竞争的重要手段。
2.提升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把握机遇，加快拓展国际市场。中国的软件产业发展历史较短，大多规模较小，自身的积累不多。金融危机带来的价值重估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些国外行业领先企业可能会出现现金流紧张导致的经营性困难。有实力的软件企业可以探索以较低成本参股大型跨国企业的方式，在拓展市场同时学习国际经验，增强技术实力，实现产业链上的向上整合。
加速接轨国际规则，缩小与领先企业差距。软件行业对管理和协作的要求更高。要实现软件的“工程化”开发，要求企业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快速提供不同的产品，也能够在软件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迅速调整。软件企业应加快学习国际规则、力争获得更多软件开发和管理的国际认证，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获得快速成长，为迎接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有效利用全球化机遇，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发达国家的IT产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尤为严重，企业破产和失业快速增加。中国的软件企业可以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甚至吸引国外高级软件人才来华工作，在危机中加强自身的人力资源储备，并通过“溢出效应”提升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
3.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增强企业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快发展软件行业协会是解决中国软件企业“小而多”的选择之一。行业协会不仅要有，而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功能完善的中介组织一方面有利于把政府的各种行业促进政策传达给有需要的企业，更好发挥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多向政策制定者反映企业的需求，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或失真。
加强国际协作和信息沟通。社会中介平台既可以促进中外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也可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可以联合多家软件企业组团参加国际软件行业展览会，增加中国软件企业的影响力；也可以组织国际软件开发相关标准的交流和培训，帮助中国企业适应发包方快速变化的需求。
协调软件企业，形成合力发展。中介组织应该是行业的重要组织者，应该在把握各企业特点的基础上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避免同行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损俱损”，提升软件行业的整体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