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家校构建“公共领域”的理性分析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也是当代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宏观背景。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要达到和谐教育的境界就要不断地完善三者间的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 中国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性分 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 “革命”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 
　　 
　　何谓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在哪?不同时期各国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英国的H·斯宾塞将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法国的E·迪尔凯姆将社会划分为“机械联系社会”和“有机联系社会”,德国的F·滕尼斯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美国的G·E·梅约将社会划分为“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等等。以上这些经典的社会二分法都是把社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而社会转型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刘祖云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的特征:经济基础的市场化;基础产业工业化、商业化;社会劳动方式机械化、自动化;社会分工专门化;社会组织关系职业化、业缘化;社会活动场所城市化;社会开放程度高速化;社会管理法理化。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期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社会稳定、克服政治腐败、化解政治危机、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等。 
　　家校合作问题已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领域,已发表过许多文章,成果显著,如马忠虎的《对家校合作中几个问题的认识》、王素的《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刘力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功能及方式》、黄河清的《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合作》等等。社会转型时期家校合作文章也收获颇丰,但这些文章多从社会学方面进行探讨,如:从社会分层、人口流动、贫困问题等方面切入。本文将从政治学的视野出发以民主理论为切入点对家校合作途径进行探讨,提出家校构建“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础及其合理性分析。 
　　 
　　二、民主理论的产生与演化 
　　 
　　一般认为,民主始于古希腊雅典的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时代,准确地说,产生于公元前508~507年。民主一词,是由“人民”和“统治”两词合成的,其原意便是人民的统治。传统的政治学通常把民主制看作是由全体人民掌握国家的统治权力的政体,从而区别于由一人掌权的君主制和少数人掌权的贵族制。但是,近百年来的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古典的民主理论受到各种怀疑、批驳和修正,产生了多种模式的民主理论,呈现了现代民主理论的多样化特征。在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化中,出现了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从人民民主论到精英民主论,从一元民主论到多元民主论,从政治民主论到社会民主论,从代议制民主论到参与式民主论。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又指出除了这四种趋势之外的由20世纪后期最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民主,又称作协商式民主。程序民主是继参与民主之后在70年代兴起的民主理论。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家校合作只是形式上的参与,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因此,程序民主理论对揭示家校合作本质有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理论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首先他把民主理解为程序。民主既是一种协商的程序,由此形成公民舆论和公民意志;也是一种决策的程序,由此形成法律和政策。他始终强调的东西是商谈,而民主为商谈提供了制度性的程序。这种程序主义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以人权为基础,其实质目的是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哈贝马斯也不赞成共和主义:共和主义的民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伦理共同体,依赖于某种假定的文化共识,而这种伦理共同体和文化共识都是不存在的。哈贝马斯认为,民主既不依赖自由主义的普遍人权,也不依赖共和主义的伦理共同体,而是存在于商谈的程序之中。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只要信息的流动以及对信息的处理不受阻碍,所有商谈都可以得到合理的或公平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依赖的不是个人主体,也不是集体主体,而是主体间性。他的主体间性观念比自由主义的主体观念(个人)要强,但是比共和主义的主体观念(共同体)要弱。这种主体间性既体现在民主政治的商议团体(如议会)之中,也体现在“公共领域”的交流网络之中。 
　　 
　　三、家校构建“公共领域”的理论基础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起源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17世纪以后公共权力的重商主义政策深切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兴衰,这就导致市民逐步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是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于是围绕公共权力的商业政策,形成了以市民阶级为主体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公众。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批判空间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哈氏的公共领域是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相伴相随,用他的话来说:“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中。正如我们所要阐明的,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共舆论’可言。因此,我们把‘公共领域’当作一个历史范畴加以探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是这样定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一般交换原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史无前例,前所未有。”也就是说,公民们必须通过公共的辩论以达成共识。每个公民不仅从自己的利益,而且从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最后通过辩论,形成公众舆论。这样的公众舆论“来源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开讨论。”这种经过理性的公开讨论所产生的“公众舆论”,就其对上层权力阶层而言,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 
　　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发展相联系的,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乡民、臣民或者说是顺民的社会,因此,在此基础上不可能直接跳跃产生出公共领域,而需要一个孕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