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资本论》有关发展转型的论述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放弃速度偏好，着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益，谋求“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决定资源价格。“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只有当原料价格足够高时，人们才会产生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的积极性，也才会重视废料的利用，促使循环经济转动起来。必须加大科技的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改进了机器质量和生产工艺，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原料，减少了废料；而原料的质量部分地取决于它“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清洁生产和纳入循环经济轨道。“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大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为实现这个转变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从经济平衡到经济与生态平衡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未来社会生产的比较分析还提出了重要的平衡思想。

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包括各部类之间和内部的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涉及各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现，以及各类产品的物质补偿。如果经济失去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于资源来说，如果只顾消耗而不顾循环利用，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难以获得必要的补偿，生态失去了平衡，出现“物质变换的断裂”，就会爆发生态危机。

人口与自然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生产力与人口相比是惊人巨大的，它只是受制于资本的价值增值条件；但无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如何强大，它总要受制于自然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坐等共产主义社会来临再来控制人口，“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我国迄今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不平衡迫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控制人口。

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代际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世代传承的过程，自然不属于任何人，人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但很遗憾，“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世界上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有限，根据历史经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反而将更加促使资源消耗，当代人不能借口相信后代人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必须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预留必要的资源储备和生态环境。

我国经济的不平衡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失衡。一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工业，工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二是工业结构偏“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重积累轻消费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逐渐趋“轻”，但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一轮趋“重”，直接导致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快。三是经济增长速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耗能产业推动，出现了GDP、能耗和污染三同步的高增长，增长速度与节能效率存在尖锐矛盾。四是资源环境开发和保护的不平衡，我国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往往遏制不住粗放式的投资冲动，更倾向于靠较低的环境门槛来吸引资本、开发资源，而这些行为通常又是以“效率优先”或“先开发、后治理（或保护）”名义进行的，进而导致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速度跟不上破坏速度。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主要由投资、出口和低端制造业推动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转型要求建立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每个地方都应当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确定适合产业，同时还应考虑本地产业发展的适度性，包括对周边地区或流域的可能影响；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更要谨慎从事，以保证自然生态的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