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论析大众历史观与新财富观的基础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3-02-15
论文摘要：劳动大众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劳动价值论为坚持大众历史观反对精英历史观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坚持大众历史观才能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家正确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有利于经济发展走出低工资陷阱，步入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93年的0 .407上升到2004年的0.47，接近拉美地区水平。这种情况说明财富分配领域的帕累托效应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产生帕累托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各自的依据不同。
经济人有一种趋炎附势的恶习，经济学也不例外。腰缠万贯的老板总是受人尊敬的，工资低廉的工人总是被人小瞧的。经济学总是津津乐道于企业家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巨额财富，而对劳动大众的作用却往往视而不见。马克思是个例外，马克思用其一生之努力，雄辩地论证了劳动大众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使三卷《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并引领了随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经过曲折的探索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存在一种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
理论的发展总是由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出于劳资矛盾的尖锐对抗，马克思只是有限地承认资本家(企业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理论必须重新审视企业家的作用。这本是正常现象。但从国外引进的很多经济理论似乎有把企业家抬高到历史创造的”精英论”地位。这些精英论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企业家占有剩余价值提供合理依据。
笔者认为，强调企业家特殊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获得的风险收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企业创造的全部价值中，扣除物化劳动(资本)转移的旧价值、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支付给企业家的特殊人力人力，再扣除资本承担的风险收益(相当于支付给银行贷款的利息)，在做了这些扣除之后，总还有很大的一块“剩余”，这些剩余不是用企业家特殊的人力资本，或资本的风险收益所能包括的。以美国首富比尔.盖茨为例，截至2006年，盖茨已经连续12年高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榜首。作为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盖茨的净资产高达500亿美元，平均每分钟挣6659美元。谁也不会否定盖茨本人特殊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个人努力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作用。但如果非要把盖茨拥有的全部财富都认定为他本人创造的，这就难免牵强附会。除去盖茨本人特殊的人力资本价值，其财富总额的相当大部分是由其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至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更是没有根据。离开了人的劳动，物化劳动(资本)不但不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还要面临不断磨损、贬值的风险。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认为具体劳动转移物化劳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通过这一创新性概念，马克思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还从历史与逻辑统一角度对剩余价值进行了考查。在奴隶劳动和封建劳动形式下，剩余劳动以明显的形式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变为以隐蔽形式存在。这种转变造成了一种假象:剩余价值不是由劳动大众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家创造或由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创造的。只有借助劳动价值论才能揭示现代雇佣劳动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存在形式。
可见，劳动价值论为大众历史观反对精英历史观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强调大众论历史观有助于积极健康的新财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个人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发展。
1、从个人角度讲，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大众史观基础上的财富观有利于新兴的企业家群体正确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到三十年，一些新生的企业家对自己的财富并没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刻画的企业家根本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意识，这些企业家的形象大体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是自己努力赚来的;对国家的税收，他们极力逃避之;对工厂的劳动保护和卫生条件他们极力排斥。一份企业家社会责任调查显示:在高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制度不健全，一些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恶性膨胀，唯利是图，放任自身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积弊、价值观冲突等作用，公众普遍尚未树立起新财富观，因而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缺乏正确认识，对其经营目的与行为常以有色眼镜视之。
经济学研究以自利为基本出发点，这是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做人的出发点。作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企业家，应该处理好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为自利与利他的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当然，利他并不等于捐赠，而是要实现自身利益、员工利益、社区利益、社会利益的多赢。曾有一位管理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给自己员工只发四五百块钱，但对小姐一掷千金的人是没有资格来谈企业文化的。我想这样的企业家也没有资格谈论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