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西古代“伦理”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周家荣 时间:2013-02-15
  论文关键词:伦理财富思想 学理财富思想 思维方式 人性意识 现代转换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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